中国对外多边援助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对外多边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多边援外不断发展，资金规模逐渐增加，多边援外方式日益多元化。中国多边援外取得了显著成就，既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多边外交的开展，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当前，中国多边援外既面临合理满足国际社会不断增长的期望值的挑战，也需要解决资金有效利用的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多边援外应注重在发展理念和规则上影响世界，积极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     

“十五”期间我国对外投资趋势和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

进入新世纪 ,我国对外开放将从以“引进来”为主 ,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时期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参照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中国的国情 ,劳动相对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应该成为我国“走出去”的重点产业之一 ,并带动产生一批真正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一、对外投资和建立我国的跨国公司 ,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趋势 ,我们要在这个趋势中得到更多的益处 ,就要实行“走出去”的战略 ,更加主动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1 .更好地利用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及趋势展望

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模较小、近年增速较快、产业结构低层化和区位选择结构过分集中等特点，呈现以上特点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资本流入流出状况、企业产品和生产技术含量、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有望以较快速度增长。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决定了在对外援助中中国必然把援助越南、朝鲜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首选对象。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后,＂一边倒＂战略名存实亡。为了拓展外交局面,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援是一种跨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性质决定了外援是一种跨国的国家干预行为，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将援助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态延伸至境外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援助的杠杆作用，为援助附加各种条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内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一些特色，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条件即为其中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援助实践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及新型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国家间关系。     

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

尽管拉美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援助却一直是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拉美外交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援助古巴，不仅是寻求与古巴建交，而且期望在外围地区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70年代，中国的援助政策推动了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八九十年代，在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同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开始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拉美的援助力度，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增多，特别是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成为新时期对拉美外交的亮点。中国对拉美援助政策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在拉美利益认知的转变，即从支持反帝、反殖、反霸转向支持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从“涉台斗争”转向强调经济、科技和文化外交。中国对拉美援助是当前实现中拉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在拉美构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     

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实证分析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复杂影响。分析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可降低直接投资风险,有效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2007年与2009年的国际贸易数据比较,我们从多个受影响的经济变量中分析出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成本较低、政策实施可控、可逆的对外政策工具,其作用受到更多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重视,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解决各种国际争端.中国外交迄今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对外经济制裁经验,同时也得到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支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促使对方改变对外政策以及对外显示外交信号等.从实施主体看,中国多使用单边经济制裁,同时也谨慎而有选择地参与了部分多边国际经济制裁.就制裁范围与强度而言,中国多采取有选择的制裁而非全面制裁.在制裁内容方面,贸易制裁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金融制裁的潜在作用仍有待挖掘.在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制裁政策应反映何种外交价值观及传统文化,如何与其他对外政策工具协调,以及在制裁实施中应把握哪些外交智慧和技巧,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FD I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区域分布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敏感度不高,行业分布显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政策的完善建议,以及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相关建议。     

中国迈入对外投资大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2010年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家,已经具备大规模发展对外投资的基础和动力。未来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对外投资经验的缺乏和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的欠缺。此外,中国对外投资还要防范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法律环保等风险;要警惕＂钱在海外,身不由己＂,就要大量投资实业,发展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只有强科学管理,做好战略规划和政策保障,才能使中国海外投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

中国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西方污名化中国的浪潮此起彼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污名化是社会舆论阴影下施污者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形象的负面建构。其中,施污者的框架建构是理解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受众的框架共鸣是评估污名化影响的基本指标,受污者的反框架是去污名化斗争的重要举措。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正是通过框定中国的他者意象及其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威胁,架构种种涉华负面话语以煽动国际社会共同打压中国,进而建构一种污名化中国框架。这一框架虽缺乏可信度,但极大损害了中国国际形象,乃至危及中国核心利益。百年变局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西方或将趁机加大污名化中国的力度。中国要做好进行长期去污名化斗争的准备,揭露西方污名化中国框架的狭隘性,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主体性框架的国际传播力。     

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关系论——基于问题意识的一种解读

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理性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深刻把握国际关系的变化走向,全面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大力加强第三世界的合作与共赢,有效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发展

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外交和外经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立场是“守约、保质、薄利、重义”。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比较成熟的业务方式有对外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投资等。中国政府在 5 0多年的对外经济合作工作中 ,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管理制度。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增进了人民间的相互了解 ,推动双边友好关系的发展。本文旨在使读者了解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情况 ,以便加深对经济外交作用的认识。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理论与实践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新现象、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促使该领域主流理论不断完善与发展,同时也催生了许多前沿观点。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步伐逐渐加大的发展实践,正是与这些理论学说的应用与修正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迅速,但在所有权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组织管理优势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只有找到自身发展的综合相对优势,适应性地整合生产要素,才能使国内有效资本转变为国际性或全球性的有效资本,实现长远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制约与对策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着投资安全审查力度加大、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新的制约因素。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推动,一是积极应对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二是合理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转变对外投资模式;三是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走绿色投资发展道路。     

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变化与应对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探索出独特的对外直接投资道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化主体、由单一中心向价值链布局优化型多区域中心演进、从低端制造向研发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投资演进的特征。面对全球化新形势,适应全球价值链重组新趋势,各国投资政策也在做出调整,国际投资规则区块化特征明显,投资争端与贸易摩擦增多。中国应关注国际投资环境和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重组国内价值链,构建区域价值链,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后,我国集中于亚非地区以资源获取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发达国家和二、三产业的占比迅速增长。金融危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提供重要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上,我国以货币互换为契机,积极推进金融业对外扩展,具有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并行的能力,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不同之处。着眼未来,我国须加快国际金融网络建设,重点以产业链为依托,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