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将军在云山五七干校

1970年1月，地处赣西北的江西云山垦殖场笼罩在瑟瑟的寒风中，萧克将军同农垦部的几个“走资派”一道，被遣送到设立在云山垦殖场红湖分场的农垦部“五七”干校。再次来到曾经浴血奋战和工作过的地方，萧克将军心潮起伏。     

中共“十大”错失历史机遇探析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和“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成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重大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而为结束这场运动“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一次纠正极‘左’错误的转机”。1973年9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所好转的形势下召开的。但是，这次大会却错失了结束“文革”和“左”倾错误的绝好时机，最终也只能是一次“十分仓促和草率的”、     

李立三讲“立三路线”

很多人都是从党史课本中知道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文革”期间，李立三更被称为“十次路线斗争的反动代表之一”。直到1980年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后，人们才对这位我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有了较多了解。     

萧克与保卫石家庄的两出“空城计”

在中国军事史上，使用空城记的战例并不多见。而在半年的时间内，由同一人指挥，在同一地点先后两次成功使用空城记的战例，更是少之又少。萧克在解放战争期间，在石家庄保卫战中，两度在各方支持配合下，成功使用了“空城计”。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我的高考我的梦

每到6月，我就会想起自己年少时参加高考的日子。我上学时正赶上“文革”，学校停课，不得不回家务农。等“文革”结束，国家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岁月却已经把一个求知欲正旺的少年摔打成了一个亦农亦读的健壮青年、     

“道歉风”起：“文革”忏悔有无必要？

2013年6月中旬，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也许刘伯勤本人没有想到，一场迟到的“文革”“道歉风”延续不断。     

谭启龙：屡获周总理保护的省委书记

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15岁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队伍里有名的“红小鬼”，建国后出任过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五省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作为山东省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幸运的是，谭启龙在受冲击，被打倒直到重新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周恩来总理曾经三次指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他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部门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从而使他躲过了“文革”的灾难。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市委统战部和组织部

“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5月恢复了工作，先是到中医学院主持党政工作，一年后奉调回上海市委统战部，然后再回组织部，回归数十年来这是我主要从事的工作，直到离休。“文革”10年，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党和国家的损失无法计算，教训深刻。当时流行一句箴言：“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身体力行。我参与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推进平反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一系列问题。     

《前线》复利二三事

“文革”前，我作为北京《支部生活》的年轻记者，在市委大楼《前线》编辑部对门办公，就接触过《前线》。“文革”中《前线》被迫停刊。“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前线》没有复刊，而是由市委于1980年创办了理论刊物《学习与研究》。1993年8月，我从《支部生活》调到《学习与研究》任主编兼社长。1994年下半年，市委决定，将《学习与研究》恢复《前线》刊名，我被任命为前线杂志社社长。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萧克与西方传教士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在风和日丽的宁静中到达了人生的终点。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萧克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惊涛骇浪的一生。本期特发《萧克与西方传教士》、《“大树将军”萧克》，以缅怀萧克的不朽功绩。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1973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和党内外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发表了一系列谈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言论，否定和批判儒家，肯定和赞扬法家。他的目的。是含蓄地发出警告，不要否定“文革”，否则就是“尊孔反法”，开历史倒车，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被“四人帮”集团所利用，引发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批林批孔”运动。     

天道酬勤 乐在追求

我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年届六旬．真可谓“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赶少年”啊!我属于人们常说的“老三届”,“文革”前的十几年．我们同代人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思想单纯．要求进步。当然．那时的社会政治生态也存在着“左”的倾向：但我们绝对没有现在“80后”、“90后”出现的“代沟”、“游戏成瘾”等困惑与苦闷。再到后来．我们又赶上“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等社会政治浪潮。今天20岁上下的年轻人．听到我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蹉跎岁月”．会有太多的不理解。     

周恩来1966年的困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忙于国事中的周恩来，对这场浩劫的到来感到难以理解。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文革”之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胡耀邦为习仲勋平反

习仲勋的三次致信 1962年8月，康生借小说《刘志丹》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文革”前后，习仲勋遭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文革”风暴中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中，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彭德怀等纷纷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甚至含冤离世。而那些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原国民党友人，更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同样受到了林彪集团及“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这些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友人在“文革”的风暴中，命运多舛。     

『文革』期间农民负担有多重?

我是在“左”倾路线横行的时候当过农民的人,对“文革”期间农民的负担、农民的苦楚有较深的体验。农民的收入和支出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收入最好的一年是每10工分0.58元(大概是1971年)。它是以砍完一山培育了22年的杉树和一山竹子为代价的。除此之外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