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的国家意志性命题的辩护

<正> 对于"法是国家意志体现"这一命题,近年来,我国法学界从两方面抨击甚猛。一是批判该命题所带有的"阶级利益一元论"倾向,认为该倾向否定法律反映包括社会共同利益在内的多元利益的事实和法只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观点;一是批判该命题所导致的"唯意志论"倾向。对原有的法的国家意志性命题进行批判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这种批判要怎样进行。是完全否定和抛弃这个命题,代之以一种其它命题,如某些同志所主张的权利论或正义论命题?还是把这个命题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命题保留下来,并重新加以解释,揭示出该命题所对应或描述的法的事实状况——法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法制的完备与欠缺,进而将对法的现实性考察与现实性批判结合起来?作者认为这对当前的法理学研究颇为重要。     

民法与社会进步

民法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表象。概览世界历史的发展脉胳我们就不难发现,社会经济的兴衰变化无一不与民事立法的发达与否息息相关,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衰退与繁荣,更直接影响到这种主要以商品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的民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古罗马商品经济的空前昌盛曾经导致了罗马私法的极度发达;中世纪商品经济的停滞不前则     

论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

法律正义的主要成因在于法需要有正义的进入 ,需要以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目标 ,以导引法和法治在其基本路向上达致比较理想的境况 ,使社会主体从法律秩序中获得正当利益。而法一经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 ,其本身转化为法律正义 ,法的规格和精神品格便也因之而升华。正义是检视或评判法之良恶优劣的无以阙失的标准。正义之中包含大量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规范。在法中摒弃或作贱正义 ,便会使法沦为恶法或劣法。正义观念是促进法的进步性的变革的经常性力量。正义也是法之阙失的一个重要弥补力量。法律正义注重以富有理性的方式实现其价值 ,注重建立富有理性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资源配置制度 ,注重在权利义务分配机制、经济机会、社会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确立、维护并保障实行正义的制度。这是正义的主题 ,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题。法治如若漠视以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为其精神中枢 ,就易于甚至必然会蜕变为精巧的、层次更高的专制暴政。实现法律正义价值 ,也需要注重形成和实施合乎理性的补偿制度和处罚制度。法律正义的实现 ,在中国与法治国家之建设有着无可阻碍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渊源于法和正义的天然联系。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正义之治 ,就是以充分体现正义的良法美制所实行的治理。     

私法公法化问题研究

私法公法化是传统的公、私二元法律分类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公、私法之间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必然产物。私法公法化的产生有其深层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反映在具体的法律制度领域则体现了财产所有权保护从绝对到相对,契约制度从强调自由到追求正义,责任归责从主观到客观的发展。     

法律援助的历史及制度化分析

法律援助起源于19世纪的英格兰,起初是由当时的法律工作者出于社会公益角度的个人慈善性行为,当时的法律援助只是基于社会公德、良心和正义,并非一个系统的、受限制的行为。法援的起源正是根源于人的公德心和社会属性所体现出来的、无组织性的法律援助活动。但是这种社会良心及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是法援不断发展的彻动力。到20世纪初关于法律援助的作用的法律服务的观念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兼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勃兴与修正

纵观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从法律的单一适用到法律选择规则的出现,从单点要素的定向指引到多元利益的综合考察,从分配立法管辖权的选择方法到关注结果的选择方法,从片面强调主权优位到渐渐注重平位协调,仿佛总是有一根经络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决定着国际私法理论之树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对正义的不懈追求.博登海默即曾指出:"在冲突法领域中,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一般考虑,在发展这一部门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1]法律选择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国际私法的重要课题,传统国际私法形式正义价值观向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价值观的转变在法律选择方法理论的变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作者决定通过对法律选择方法中正义追求演进过程的分析来揭示整个国际私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价值转换过程.     

论国际私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中国国际私法的重构必须贯彻国际私法的价值,国际私法的价值是国际私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正义是国际私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形式正义是传统国际私法的价值内核,实质正义是现代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的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嬗变是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基本趋势。实质正义在当代国际私法中具体体现为以社会或政府利益作为法律选择的导向和以“有利原则”为指导,赋予法官以法律适用选择权。     

当代正义要求的法则化——兼论社会保障法的正义基础

19世纪以来,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向社会正义理论转变,从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向关爱社会境况最差者转变。本文考察了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并从法律视角分析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社会正义理论所导致的法律变革,揭示了社会保障法的正义基础。     

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作者认为,孙中山法律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模仿时期:提出以代议政治为核心的五权方案和“人权神圣”的法制变革方案:转变时期:代议政治向全民政治的转变,从提倡到否定人权自由学说;成熟时期:确立以“民主史观”为基础的法律学说,发展和完善体现人民的民主和幸福的法制方案。     

收入分配改革与财税法制创新

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不利因素,必须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各种改革路径中,法律手段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财税法在各类法律制度中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可以发挥最直接的作用。分配正义是引领收入分配与财税法制创新的共同价值与目标,而其内涵在我国当前主要体现为对公平的重视。财税法从价值、功能到结构都与分配正义的内涵相契合。在与收入分配改革的互动中,财税法需要在平衡国与民、央与地、贫与富的关系上发挥作用,体现出财税法制创新中的分配正义观。     

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

理性是法理学的永恒主题。现代法理学的理性话语经历了从“理性法”向“法律理性”的转向,这实际上是法理学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法律与实践理性的关系体现为“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体现”、“法律是行为的正当理由”、“法律是实践性信息”等命题。同时,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也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基础在于实践商谈。     

论回应型法中的开放性和完整性

回应型法主要追求实质正义,而这必然会影响到程序正义,所以,回应型法并未能够解决完整性和开放性两难抉择的问题。究竟怎样可以让法律在保证完整性的前提下具有开放性,是回应型法提出却未明确的问题。中国法学总体上符合时代和国情的需要,然而在建构过程中,也应借鉴一下回应型法的长处,这样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尽可能地能回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统一。     

我国法治转型的公平正义取向

我国法治转型的公平正义取向是南法治的本质和我同经济社会所处历史方位决定的。第一，“法是公正的艺术”，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就在于合理地调整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法治如果没有公平正义的内涵．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第二。在正义问题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奉行“正义即效用”的正义观，这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也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分化。     

论国际私法中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与融合

正义是国际私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冲突正义是传统国际私法的价值内核,实质正义是现代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的根本价值取向。从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嬗变是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基本趋势。但这一趋势并不表明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是相互抵触的关系,传统的冲突规则没有因为要追求实质正义而被舍弃,其存在价值至今仍不能被完全否定,并且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是完全可以得到平衡的。而当代国际私法就是在对各种理论进行了扬弃后,向着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融合的方向发展。     

浅析法律之善与事实之真

正义是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一个永恒不变的旋律,历代法律思想家及法律学者对正义内涵的诠释,建构起正义丰富多彩的内容。从苏格拉底为实现罗马法制的正义而饮下那杯毒酒,到当代西方法学流派各抒己见的正义之争,其中包括正义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被包含在法律之内,有关正义的见解层出不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正义的必定会与时俱进,更加体现其博大精深的深邃内容。     

数字法理的基础概念与命题

数字法理是数字法学的基本范畴,是数字法治的理论基石。从对数字法理的这一科学认知出发,立足数字科技发展和数字法治建设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参考国内外文献,提炼出数字本原、数字正义、数字人权、数字主权、数字平台、数字向善、数字安全、数字治理、数字文明、数字中国等数字法理的基础概念及围绕其展开的理论命题,诸如：代码即法律,算法即规则;数字正义是社会正义原则和正义实现机制在数字领域的体现;数字人权引领第四代人权;数字主权是“数字国家”新主权,是国家主权新形态;平台权力是把双刃剑;数字科技是第一创造力,数字向善是第一价值观;数字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数字治理的目标是构建包容性数字社会秩序;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数字中国和法治中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等等。尝试以这些概念和命题来展示现阶段数字法理研究的成果。     

社会法浅谈

社会法作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追求实质意义的公平的独特属性,核心是弱势群体享有的体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权利。我国社会法以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为核心,是目前最需要加强的法律部门。社会法是社会建设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在社会法的立法和执法中,政府责任重大。     

论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建立及特点

<正> 律师制度是一项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的律师制度是在一国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早的律师制度产生于西方古罗马奴隶制时期,近代意义的律师制度发展完善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产物。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经过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发展过程,以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著称于世。然而,我国古代并没有产生律师制度,这是由于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手工业、商业不发达,在政治上又是专制的集权统治,不存在产生职业律师的各种条件。律师制度传入中国,是自19世纪中后期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伴随着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在西方已有悠久历史的法律现象才出现在中国社会。     

论消费者弱势地位的法律平衡

随着工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消费者问题日益进入法律视野,由于其特殊的的身份、地位导致了现代社会中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现代法律的公平、正义理念体现在消费者立法中就具体表现为权利义务设置的倾斜性保护,作为对消费者弱势地位的法律平衡,这种保护又体现在一系列的具体法律制度设计中。     

我国民事司法解释的正义考量

通过对我国民事司法解释①进行文本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司法解释在尽可能地体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将正义价值具体化于民事司法解释所设定的法律技术规定和规则之中。司法解释正义与否直接关涉整个法律体系对正义价值的体现。而正义的实现绝非易事,正像历史上无数学者对正义内涵的揭示一刻也没停止过纷争一样,我国民事司法解释实践的过程并非只是坦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当前民生问题的凸显,更需要加大对正义价值如何在民事司法解释中有效体现和提升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也只有理论上的精深,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完善措施,才能使正义这一人类社会最核心的法律价值得以更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