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与解析

本文认为 ,我国的行政诉讼面临“困境” :行政诉讼案件少 ,行政案件撤诉多 ,行政诉讼审判难 ,行政裁判执行差。这些困境根源于“观念上的严重滞后” ,“制度上的先天不足”与“环境上的不尽如人意”。完全实现“观念更新”、“制度重创”与“审判独立”三大要素 ,对于我国走出行政诉讼的困境具有重大意义。     

法律多元论:轨迹、困境与出路

现代法律多元论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反叛传统西方法学的产物,同时也是各领域学者对法律现代性反思的结果,它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今已形成颇具影响力的一套话语.晚近法律多元论繁荣发展的背后暗藏着三重困境:即“整合”、“定位”以及“划界”问题.此三重困境来源于“法学”和“社会学科”两种主导研究路径之间的彼此割裂,限制着法律多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而由此产生的诸问题仍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讨论.     

法律实证主义与审议式民主——从哈特到哈贝马斯的法律现代性省思

本文通过对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所隐含的、由拉兹最先发掘和发展出来的,通过"权威"和法律渊源论证法律实证主义基本立场的理论进路进行梳理和评价,指出了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背后隐藏着法律的现代性问题,而哈特和拉兹等人在处理法律的权威性问题时,由于受"承认规则"理论的束缚和干扰,使得他们对法律的权威性认识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将用来打破法律体系刚性结构的司法权当作了说明法律权威刚性结构的典型情境.其后通过回归法律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内涵和形式内涵,强调从哲学上解决法律现代性内容内涵方面的规范性困境对于坚持法律现代性之形式内涵的重要性.最后,通过引入哈贝马斯处理法律现代性问题的方案,强调一种规范性的法律实证主义进路的可能性,以及此种规范性的法律实证主义与审议式民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介绍和评价了哈贝马斯的法律现代性方案对于今后法哲学发展的启发.     

新形势下如何培养高校大学生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强大推动力,法律信仰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动构成了阻力,现阶段,我国处于政治、经济、社会及法制转型的关键阶段,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探讨重塑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路径与方法,以期对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构建的相关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论法律权威与法治建设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法治所面临的困境似乎更为险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治。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制约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呢？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的答案是：法律权威的缺失。法律权威的缺失不仅是我国法治化面临的最大障碍，同时，法律权威的树立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点。本文拟从法理与实证两个方面就法律权威与法治建设的关系展开论述，以求大方指正。     

论法律至上

论法律至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吴光辉社会主义法律必须要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简言之曰“法律至上”。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法律至上与“承认法律万能”，“否定党的领导”，“贬低人的作用”等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以至使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实践...     

从“执行难”的视角论司法权威的流失

自1999年武汉惊爆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案以来，全国各地拍卖判决书的情况屡见报端。司法审判的神圣性招致民众的质疑，严重削弱了司法公信力，是导致司法权威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律白条”不断出现。生效的判决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做出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法律丈书，如果连代表着法院最高权成的判决书都无法得到执行，那么司法权威要如何体现？本文通过公民对判决书的拍卖这一现象，分析我国法律的困境——“执行难”，进而揭示司法权威流失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消极影响。     

司法亲和力的法理思辩

司法亲和力不是一个术语,而可能仅仅是一个俗语,但当下受到了司法决策层的高度关注。本文有三个立意:一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司法在“断裂社会”的社会结构下运行,司法的职业性与世俗性之间产生了难以避免的冲突,司法在现实困境中需要积极求变;二是,出于司法策略的考虑,司法政策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而刚柔并济是一个凸显的指向,司法只有刚性与柔性统筹兼顾,才能够让人民感受到“法律散射的正义之光的温暖”;三是,如果说追求司法的现代性是司法观念的一次重要解放,那么让司法回归于人民,回归于社会,就是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解放思想。     

宪法创设与行政诉讼——基于行政诉讼的建构理性

行政诉讼因建构理性而在本质上异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建构理性决定其需要法律创设,尤其需要宪法创设,否则将因动力缺失而先天不足.我国宪法对行政诉讼的涵摄正面临上述困境,回应乏力.为实现宪法与行政诉讼间的共生,须实现宪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纯粹化”,并关注行政法(包括行政诉讼法)的宪政背景,关注行政权的来源与合法性问题,开启一种精细化与体系化的研究方式.如此始能“激活”宪法,“救赎”行政诉讼.     

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现行《民事诉讼法》自1991年颁行至今已有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民事诉讼法》在解决社会纠纷、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权利、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没有任何既定的模式可以遵循,没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变化-发展”的过程。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的这种“发展-变化-发展”的过程就一直在持续当中。 法律制度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是法律制度的基础。随着我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对     

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

自由与家之争构成我国独有的现代性问题。然而,家价值虽一直受到我国法律保护,却处于个体自由价值的遮蔽之下。本文尝试揭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家价值,并重构其与个体自由的关系。从理论上看,西方观念通常认为家始于婚姻合意,而恰当的家观念应在于,人从家而生,自由对应的只是成年阶段,而家涵盖了人生命的完整阶段,是对自由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如果说从自由出发的现代法治只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对峙结构,那么从家观察,法治还内涵一个守护生命成长与衰微的存在结构,它包括家庭自治、父爱主义、生存保障等等。家与个体自由因而是包容而又竞争的关系,法律秩序构建应以家价值为参照系,而非以个体自由为圭臬。     

论刑罚目的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影响

刑罚目的是刑罚论的核心问题,它对一国刑事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刑罚目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有三种学说:报应目的论、预防目的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论;但是,科学的刑罚目的论应该是“统一说”,即“坚持一个中心兼顾两个基本点”。刑罚的目的应坚持以间接一般预防为中心,兼顾报应与特殊预防的要求,在间接一般预防的基础上实现报应与特殊预防的有机统一。“统一说”为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加大的现实困境、本体动因及防范立场———基于刑法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维解析简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刑事法律风险是企业家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风险之一.法律滞后与市场创新需求、观念异化与时代进步、制度缺失与责任分配之间的冲突是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加大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刑法规范的本体分析,规范明确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刑法风险的大小,我国刑法规范自身的模糊性和“刑法至上”、“刑法前置”、“刑罚万能”错误思维是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加大的本体动因,包括“刑外风险”向“刑内风险”的转移和“刑内风险”自身的加重.针对我国企业家经济犯罪案件处理中存在的误区,应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回归刑法在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中的基本立场,即坚持刑法人权保障的本我特色、罪刑法定的自我品性及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的超我表现,这也是我国法治经济协调发展在刑法方面的内生需求.     

论法律传统的功能

法律传统并不意味着是过去的东西,而是同人们的现实法律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发挥着较显著的功能。这些功能具体可包括以下方面:提供法律文明不断进步的基础、预示法律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为法制创新提供借鉴、指引与评价人们的法律行为以及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等。了解法律传统的这些功能,对于我们明确实现法律传统的现代性创新与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本路向的认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检察工作的基本价值追求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庄严承诺和郑重宣示,是标志我国政治文明和宪政进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权保护原则的入宪,对检察机关的影响是直接而且深远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历史重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优势,全面落实人权保护原则,是检察机关维护宪法权威、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职责所在。尊重保障人权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作为构建一国法律体系基本依据的母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宪法的…     

论指示交付成立要件

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中对指示交付作了明确地规定.作为交付的一种形式,其旨在便捷交易,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物权法》第二十六条并未明确阐明指示交付的成立要件及相关的法律问题,由此引发种种学术探讨、理论纷争.对于指示交付是否为观念交付的一种,本文持否定态度,但由于指示交付本身的特殊性,又使得它无法与现实交付画上等号.其本质究竟为何？本文试用“纸质化交付”来解决其现实与理论中的困境.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与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指示交付,并对学界存在的种种关于指示交付的法律问题作出回应,全面完善指示交付.     

论报应、报应的制约与一般预防──兼论一般预防不应是刑罚目的

（一）出于所谓报应与严苛刑罚间存在必然联系的思维定势，我国的刑法理论通说在刑罚目的论上，对“报应”一词忌讳甚深。但是，我们的观念与实践，实质上并不排除对于报应的追求。1．我们从不否认，刑罚的发动以罪犯的一定罪过支配下的危害行为为基础，刑罚是也只是这一罪过与行为的法律后果与代价。刑罚报应，其根本意蕴就在于将犯罪者所承受的刑罚描述为罪犯自身罪过与行为的反致，也就是将刑罚的发动在因果论意义上归罪犯自己。我国刑法理论“罪刑相应”的原则，实质上就是报应观念的直观昭示。“犯多大的罪，便判多重的刑，重罪重判，…     

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

将法学知识视为“科学知识”,存在学理上的困境。从法学知识学术运作的前提、过程、分析前见、资源支持、学术权力等角度来看,法学“科学主义”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法律实践中,“法律”语词的争议性使用,尤其是探讨性使用,更凸显这种科学主义的困境。揭示法学“科学主义”困境的目的,不在于否定法学知识本身,而是为呈现其原有的实践品格,将法学知识视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提示法学知识生产者的重要实践责任。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定位与完善进路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但受制于此项权力的实体性适用范围模糊、程序性启动条件严苛、替代与缓冲方案众多等因素,实践中面临“不会用”“不愿用”和“不好用”的困境。应当认识到,机动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与“侦查权”之双重性质耦合、交织的集合体。以此为前提,应当在观念引导上兼顾该项权力的谦抑性与能动性,在内部结构上调适其实体与程序条件,在外部支持上优化其决策与保障机制,以切实发挥机动侦查权的应然价值与功效。     

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与法律形式合理

“行政法治”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因为行政法治强调了法律的效益 ,蕴含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法律的价值合理性。笔者认为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