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几种诉讼制度的比较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继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之后的又一部有关诉讼方面的重要法律,这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日趋完善。比较这三种诉讼制度,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它们所解决的诉讼性质不同,     

数码相片和传统相片的比较研究

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中的一种,而数字图像又是视听资料的一类,在办案和诉讼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就数码相片与传统相片的本质区别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论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

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作了重要修改补充,进一步强化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明确规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由于这类案件既不同于公诉案件,又有别于自诉案件,作为一种新类型案件,从理化上加以探讨,无疑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起诉权的法律意义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

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制定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强化检察机关对逮捕的监督和制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实现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分离.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主要由各个承担诉讼职能的办案部门负责,这种审查权的配置模式使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混同运行,无法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性.该解释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存在矛盾.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立法意图来看,由相对中立的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是较为理性的选择.检察机关可以考虑设立诉讼监督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由诉讼监督部门负责,以提升审查的实效性和正当性.     

试谈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与完善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颁发实施已经十年多了,十多年的实施情况证明,这部在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典是一部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法典。它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保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于被害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不应忽略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被害人的合理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被害人的特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及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应考虑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要求获得司法机关保护权、执行阶段发表意见权和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应当明确国家救助制度的国家责任性质,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有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同时制度《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规定具体的原则、条件、程序问题。     

论DNA鉴定意见及其运用规则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法学界特别是证据法学界对物证的关注程度越发深入,一场针对完善诉讼制度的大讨论和大变革已全面展开。DNA作为物证的重要种类之一,以其高度的个体特异性在刑事案件侦查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强调的是DNA鉴定意见并非绝对可靠,因为诸多因素会始终影响它的准确度和可靠性。为了尽可能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我国亟须建立对DNA鉴定意见的科学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完善DNA鉴定程序规范,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刑事诉讼中“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之完善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引进了“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针对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设立“专门知识的人”能够保障各参与诉讼的主体深入了解案件情况。文章认为,“专门知识的人”应作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并赋予相应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同时就其资格审查、出庭程序、表述意见的效力等问题予以明确和完善。     

应进一步完善证人出庭与保护制度

一、《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对证人制度的修改 草案明确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对于鉴定意见，只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鉴定人就应当出庭作证。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发展与完善──学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施行,改变了我国多年来刑事诉讼无法可依的状况。十六年多以来的实践证明,它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诉讼制度是好的、正确的,对于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     

从刑诉法的修改看对被害人的保护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一系列重要修改.其中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加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一项煎要内容,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目的。《决定》从五个方面强化了对被害人的保护。一、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修改后的刑诉法第8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我国刑事诉讼中人身伤残等级鉴定的合理设置

目前,我国人身伤害伤残评定标准多样,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混乱,严重影响了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应由司法部召集各相关单位,制定一部适用于普通人身伤害残疾等级评定的统一标准,并对《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作出补充修改,规定对人身伤害的伤残等级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程序。同时,在诉讼中实行专家证据制度,以确保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认清意义 转变观念 适应“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新格局

关于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时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律师参与诉讼的时间作了重大调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辩护律师就可以参与诉讼活动。而且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检察机关应当创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快捷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又称刑事证据交换,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的活动。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方式由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妨碍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刑事和解制度构建过程中的被害人地位

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权利被漠视的"诉讼参与人"到刑事诉讼主体——"当事人"的历史过程。然而,纵观我国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历史发展,我们却不难看出,从1979《刑事诉讼法》到1996《刑事诉讼法》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理想与现实"的困境。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被害人尴尬的"当事人"地位——既不完全又不完整的"当事人",仍然延续1996《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在进一步构建我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之际,不断探索被害人地位的理性界定,走平衡各方利益的再探索之路。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 ,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进步的表现。但是 ,由于相关立法不够完善和全面 ,致使司法实践中出现《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害人参与庭审的相关法律规定并未得到贯彻执行的现象。为了切实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参与庭审的立法加以完善势在必行     

《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与《监察法》有关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进行衔接。在《监察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针对性修改是必要且紧迫的。《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围绕多个与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的重要内容对诉讼制度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侦查"与"调查"相区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职能管辖划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程序构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中的强制措施转换等。《刑事诉讼法》的相关修改对巩固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加大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意义重大,但是也需要注意与已有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协调,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对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方式的再认识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庭审方式,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内容在体现了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的同时,注意总结执法中的经验教训,吸收和借鉴了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国外刑事诉讼立法上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体现了现代文明司法制度。笔者结合司法实际,仅就我     

关于秘密侦查诉讼法制化的思考

作为一种侵害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秘密侦查理应纳入诉讼法制化的轨道。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作为对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见的回应，有必要结合西方法治国家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际，从其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实施期限和违法救济等方面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     

论审查批捕公开听证程序——去行政化趋诉讼化的转变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审查批捕程序中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是审查批捕程序去行政化的开始.审查批捕权是与裁判权权能相接近的一种公权力,审查批捕程序诉讼化是对检察官行使权力合法性、客观性的要求.公开听证程序是审查批捕诉讼化的制度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