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市老年“空巢”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家庭结构的演变,“空巢”家庭正迅速增加。“空巢”家庭的形成是个人、家庭、社会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来看,家庭照顾是老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随着“空巢”家庭数量的增加,     

公共事

“以房养老”系自愿试点 国务院近期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将房子抵押给银行，然后从银行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以房养老”方式引发热议，有人甚至将此误读为政府将不再承担养老责任。民政部官员回应称，我国将以多种途径应对养老问题，在政府兜底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以房养老”是自愿、自主选择的行为，有关部门将于明年上半年提出试点方案。     

"三个代表"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 ,对于在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处于领导地位与执政党地位的中共的建设和发展 ,对于处于参政党地位的各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 ,对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同国家政权之间的党政关系 ,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和十分重要的意义。     

普陀区：整合多方资源，拓展为老服务圈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且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并呈现出“高龄化”特征。从2000年起，上海便开始探索居家养老限务模式，2004年市政府专门召开居家养老推进工作大会，使“居家养老眼务”取得重大突破。2005年，上海“十一五”发展纲要明确把居家养老的服务量化，并列入了指标体系。根据“9073”养老服务新格局：“十一五”期间，上海将使90％的老年人实现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而此刻的居家养老已区别于传统意义，是以家庭为基点、社区为依托、专业机构服务为支撑来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东西文化比较下对"人之性"的追思

“人性”是一个久远的主题 ,本文以“人之性”来涵称在人性中的各层次意义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试图说明孔子和苏格拉底在“人之性”上的某些思想 ,提出“人之性”有“天性”和“本性”两层内涵 ,是一个以“天性”为基础 ,指向“本性”并使“本性”无限发展丰富的过程概念。     

孔子的"仁"与"忍"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也是产生儒家其他思想主张的基础。孔子仁学对个人所提出的要求就是道德自觉 ,一种自我规范。它实际上是孔子眼中的“人”的道德模式 ,是一种人格理想。由《论语》中所提及的仁人、君子结合孔子本人的思想行为追求 ,可见“仁”就是一种心灵的平静和行为的儒雅。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仁被纳入了礼的约束之中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以下只称后两字 )。仁是本质 ,而礼则是一种表现形式 ,即“克己复礼” ,而“礼之用 ,和为贵”。所以“礼”无论是作为社会 ,还是个人行为的规范化制…     

如何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精准化发展

正居家养老服务是老人们最贴心的养老服务方式,如何以社区服务的方式,将政府、社区和市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提供居家养老的模式,需要统筹处理好居家养老与家庭养老、传统家政、机构养老等方面的关系。一、居家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关系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有交集,     

科学构建新型家庭的养老体系

新型家庭即"421"家庭将成为城镇家庭结构的主要模式。这种家庭模式的出现对养老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421"家庭出现是国家人口政策的产物,由于城市家庭结构模式的变迁,带来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理应得到政府的重视,通过健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缓解"421"家庭的养老压力。同时,由于家庭养老能够给老人提供更多精神、感情上的慰藉,商业保险能够提供更优越的物质支持,增加了老人抵御突发风险的能力,应尽快构建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商业养老保险相补充的"421"家庭的养老保险体系。     

陈水扁执政以来"总统"权力的演变

依据台湾“宪法”中关于“中央政府体制”和“总统”权力的安排 ,从制度面来看“双首长制”应该是比较合宪的 ,但是现实政治运作却继续贴近“总统制”。陈水扁上台以来 ,对其“总统”权力机制的建构 ,从对“行政院院长”的任免权、“行政院”的实际控制权、国安会及国安局、“府院党”的协调沟通机制等方面入手 ,已有所进展。     

汉代养老政策与实践

敬老、孝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老的习俗和制度源远流长。汉代继承了先秦以来敬老、养老的传统,崇尚孝道,优抚老人,施行养老之政,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养老制度。汉文帝元年颁布的“养老令”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养老诏令。汉代的养老制度不仅注重老年人的物质养老,也注重老年人的精神养老和家庭养老,并从法律、制度层面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创办“党群致富联合体”搭建农村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的平台

“党群致富联合体”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大多数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处于高度分散状态的情况下，党员发挥先锋带头作用的有效载体，对促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农村家庭“空巢”与留守青少年犯罪——以G市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出现了大量的空巢家庭和农村留守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由于缺少家庭的亲情关怀和父母的有力监管，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因此，增强对留守青少年的家庭保护功能对于遏制青少年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大量农村务工人员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家庭中普遍出现“空巢”现象，而由此带来的留守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突出。本文以G市为例，对“空巢”家庭中留守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因素作些探讨。     

五保村建设是社会制度正义的实践诠释

近年来,广西基层组织在赈济灾民的过程中成功的摸索出建设五保村,集中供养五保户的新模式。如果从社会制度视角审视这一模式。五保村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正义的实践诠释,文章从社会管理的目的、利益的分配与补偿、社会合作、公民地位四个方面探讨五保村建设所体现的社会制度正义性。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农民话语权回归的制度分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新农村建设的保障与重要表征.但当前农民仍然没有与其他阶层一样享有平等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某种回应.文章以此为逻辑起点,探索农民话语权缺失的根源,并提出对策性思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人——试探李准1954-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小说创作

本文聚焦于作家李准的早期创作(1954年到1955年7月合作化高潮前),追踪李准如何观察互助合作过程所引发的农民在价值观念、心理、意识、情感、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状态,深入分析他围绕互助合作的动员组织方式、个人与集体关系、集体形成路径、新的家庭关系与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等主题所展开的观察和把握的具体意涵。文章进而揭示,李准的体察突破了惯常的"阶级"视角,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关历史表述及其逻辑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中经验的真实意涵,同时使我们得以在更为丰富的维度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进程中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情与理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将思考李准当年这些观察和理解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启发意义。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搞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搞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建立健全党员教育管理机制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机制;必须确定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子,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占领农村阵地,代表人民群众办好"实事工程".     

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

本文考察了1949年建国前中国男权家庭中,父权与夫权的交织作用对夫妇权力关系的影响。其基本方法是跳出性别分析方法的局限,将家庭男权制度置于父系继嗣的体系中去研究,从而揭示已婚妇女在代际和夫妻权力关系方面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婚姻历程。研究发现,在大家庭里,当父权起主导作用时,年轻夫妻均无权力,婆婆受父权的保护,受父权压迫最大的是家中儿媳。在"反哺"阶段,夫权往往用来保证男方的父母老有所养,而非完全满足男方的私利。夫妻之间,妻子通过生育子嗣和参与家庭事务逐步纳入父系体系,增强了丈夫对她们维系父系家庭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夫权对她们的约束。本文展示了至少在中国部分的父系继嗣家庭中,当夫权遇到父权时,性别与代际权力出现多重性,易变性和内争性,从而造成夫权时强时弱,时有时无,既同父权遥相呼应,又与其发生冲突。因此,中国传统男权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在一生中是变动不定的。中国妇女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有放置于纵(父权)横(夫权)两个轴心当中,通观她们的全部生活历史才能完全展示出来。     

“社会关系”:把握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关键范畴

既有的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研究缺少历时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相统一的探讨,导致此种现状出现的原因在于贯通整合马克思各理论的中轴性概念的缺位。以"社会关系"概念为中心范畴对马克思各理论的形成、丰富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在纵向维度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维度的理论互动中展示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联结和统一。在马克思那里,从唯物主义的艰难转向到科学世界观的巍然创立、从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到资本逻辑的全面解构、从社会主义的深层基础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乃至此三者的耦合,"社会关系"都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立足"社会关系"概念把握马克思三大理论的生发过程及其内在关联,对揭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初始构境、推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Village Elementary School Affecting the United Nations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children who have one parent or both parents working in another city while the children stay in the village. These children usually live with either one of their parents, relatives or family friend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over 58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57.2 percent of them have one parent working in another city, 42.8 percent of the children have both parents working in another city, 79.7 percent are raised by their grandparents, 13 percen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raised by relatives or friends, 7.3 percent of these children are raised without a guardian or information about them is uncertain. As the Chinese economy prospers, working-age adults from villages increasingly choose to work in cities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 a special population that requires special attention in Chinese village education. Social researchers warn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not only a problem for families but a social problem. The education program in Linzi Elementary School, Rugao City, Jiangsu Province has raised awareness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school’s "Left-behind Children ’33433’ Linzi Model" is now popular in the country and followed by many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school is now a major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 caring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农村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成员心理的影响及其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整的家庭逐渐分化为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组成的农村留守家庭和由青壮年农民工组成的城镇流动家庭两部分。由于家庭成员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仍属弱势群体,因而较易出现心理问题。心理科学应研究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家庭理念,建立健康的心灵家园,使心理科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出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