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法文化交流的历史回眸

中日两国法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唐代起直到明、清，中国的法文化始终影响着日本法律的发展，但到了近代，则是中国法律从日本法律制度中不断汲取营养，西方法学输入中国的主流就是日本法律。     

继受与变通: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考察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是典型的双向法律文化流动,蕴含着法律文化交流中从特殊到一般的诸多理论问题。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和现象是,法律文化的交流不是一般植物学和医学意义上的移植,而是一种相互的吸纳,是继受与变通的给合。这启发我们:人类的法律文化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交流;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制将依然是继受与变通的展开。     

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

<正> 本世纪初年,由沈家本主持的晚清法律改革,最终导致中华法系的解体。中国法律从体例到内容,从术语到精神,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引进西法以改造中法的过程中,日本一改隋唐以来输入中国法传统,反过来向中国输出西洋化的日本法。它对中国法的影响,超过了当时所有的欧美国家。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一文作者商榷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一文作者商榷徐忠明学界通说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碰撞，乃至吸收、融汇，始于晚清变法修律。最近，胡留元、冯卓慧两位教授发表《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以下简称胡冯文）一文①，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视域研究...     

论日本茶文化精髓——禅

茶道,发源于中国,发扬光大于日本,是日本贵族等高层次人生活的文化体现。茶道形成于唐代,其使茶脱离了人们日常饮食范围,渐渐形成了一种高雅文化。唐代,中日两国交流日渐频繁,茶道被传到日本。其后,茶道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衍生出了新的生命,最终形成了将哲理与艺术相统一的综合文化体系。     

访日杂感

今年四月,中国法学会代表团应日本关西日中法律交流协会的邀请,在王仲方同志率领下,首先来到大阪,并以大阪为中心进行访问。大阪的朋友们多次自豪地说:“大阪人的特点是热情、开朗、坦率、友好”。朋友们的热情好客确实使人感动。关西日中法律家交流协会的代表、著名的女律师佐佐木静子为接待中国法学会代表团,四十多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奔波,逐项安排。一九五五年,她作为国会议员,曾经来华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以后她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编印和出版了“新中国法律汇集”。在我国十年动乱后,她在日本法律、文化、妇女各界中大力活动,每年两次率团访华,到现在已经来华十四次了。感情深沉的川见公直、热情奔放的辻本公一等大阪朋友们也为代表团的访问成功费尽了心血。更令人     

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中的“危机论”——以沈家本眼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为中心

清末礼法之争中,就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系问题的辩论表明,法理派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修律本身并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在礼教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法理派本身又不敢正面否定礼教文化的价值的情况下,只好拿“危机论”(即领事裁判权问题)作为推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手段。这本身表明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是认同和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精神和原则的,他们希望用西方法律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此,清末修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不过是手段,法律的近代化才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的不相协调,是导致晚清刑事法律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Analysis about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Legal Culture in View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Embodiment in China： Writing with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s

法律文化的概念外延包括了规范制度形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问题主要属于规范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而法系的问题主要属于意识观念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下,继续探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藏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崇尚和对统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融化成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建成法治国家。     

移植的法律与中国传统冲突之思考

晚清以来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和不假思索地引进西方法律概念,导致了中国现代法律没有根基的尴尬状况,主要原因是移植过来的法律与中国法律传统有着种种冲突,而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我们又丧失了自主性和忽略了本土化。面对法律移植,我们应该以自主的姿态对其进行本土化,并给予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使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土壤中扎根和发展,变成中国自己的法律。     

论晚清新闻法制的创建

晚清新闻法律制度的制定是与中国近代报业的蓬勃发展紧密相连的.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呼吁下,新闻法律制度历经清政府公开发布新式官报、“戊戌维新”期间全面开放“报禁”以及“新政”后制定《大清报律》等一大批新闻法律三个阶段,这标志晚清新闻法律制度创建完成.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物权变动的公示主义

物权变动涉及财产的涌流,关乎一国的交易秩序,因而公示极其重要。公示将物权的实际状态表彰于外,为社会认识。公示主义的中心理念在于交易便捷与安全的社会价值,通过对交易人信赖的维护,向社会交易界提供统一的、稳定的、普遍信服的法律基础。     

法的合法性与整全性的关联分析

法律资格纷争成为英美法理学传统的一道难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法学流派。从法的合法性判准的不同模式出发,证立整全性不仅可以进入法的合法性判准的行列,而且必然成为当下法的合法性判准的最佳选择。这一必然的最佳选择基于整全性在理论上符合法律的终极目的,即最高指令——人类"善"的生活,在法律实践中实现了平等尊重和普遍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法律才是理想型的法律。如果这一论证结论确实可行,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哈特与德沃金关于法律概念之争,终结和平息不同法学流派对法律资格的纷争。对于法律资格的回答将聚焦于法的合法性和整全性的关联考察,其对法理学的重述将开辟新的理论疆场。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论经济法的发展理念--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范式

从系统论的范式来看,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其发展理念应定位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整体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基石;协调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理念的目标.要实现经济法的发展理念,需要经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及其子系统之间的密切配合,此外,还应加强经济法系统与外界系统的沟通和协调.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贪污罪概念重构

贪污罪的概念是关系到贪污罪的认定的重大问题。然而刑法界对贪污罪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对贪污罪概念的重构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实践,通过比较研究,对贪污罪作出了新的界定。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