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范围及衔接对策

《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国直接执行机制，其调整的国际和解协议需同时满足调解性、国际性、商事性和书面性要求。对比我国的规定和实践，“和解”的内涵与国内认识不一致，可能引起误读；“国际性”判断标准与国内不一致，可能造成内外区别对待的问题；“商事性”范围与我国实践不一致，可能引起适用冲突。究其原因，既包括我国缺乏专业的商事调解制度；也存在缺乏个人调解制度和统一的调解员资质标准；还有“和解协议”缺乏可执行力等原因。为全面对接公约的实施，推进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构建以《中国商事调解法》为核心的商事调解法律制度体系，建立以规范调解员为中心的个人和机构调解并重的调解方式，确立以公共政策和第三人救济为重心的执行审查制度。     

日本鹿岛公司“赔偿”掳役中国劳工？：评日本法院“调解”花冈案

“中新网3月10日电 包括‘花冈暴动’领袖耿谆在内的河南省20多名该事件的受害者及遗属,4月2日,每人将在郑州领取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的赔偿金。” “信报讯‘花冈暴动’领袖耿谆将不会出现在4月2日花冈赔偿金郑州发放现场。”耿谆表示:“虽然花冈事件以和解告终,身为当年的首席原告,对《和解条款》一直难以认同。” 据中国青年报3月16日的消息:耿谆说:“花冈诉讼彻底失败于‘和解’之中。鹿岛公司声明中对杀害中国劳工只字不提,相反,竟以慈善家自居,真可谓‘怙恶不悛,恬不知耻’。” 前一条新闻,《北京法制报》(2003年3月11日)标题:战后对日本诉讼第一案胜诉——中国劳工及遗属获得赔偿;后两条新闻,《北京信报》(3月18日)标题:花     

论和解合同的适用对象及限制

本文认为,和解协议的民法坐标是和解合同,种类繁多的和解协议能否纳入和解合同范畴进行调整,可以通过三个要素进行识别.“和解权”是控制和解适用对象的实质性要素.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被害人之间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实质上为刑事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民事和解协议,可归于和解合同范畴.公序良俗原则从另一侧面对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作出了限制.     

执行和解协议的类型化分析

以和解债权与执行债权的关系模式为基准,不存在效力瑕疵执行和解协议可以类型化为一般和解协议与特殊和解协议。具有新债清偿性质的一般和解协议,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债务法院得依当事人申请实现执行债权。特殊和解协议之特殊性,在于当事人对和解债权与执行债权的关系存在着明确约定,约定以和解债权替代执行债权的"替代型和解协议",具有债务更新的实体法性质;约定由债权人选择以和解债权替代执行债权或者选择恢复原生效文书执行的"选择型和解协议",得解释为附停止条件的选择之债。瑕疵执行和解协议的现有规定不仅未能涵盖所有类型瑕疵,而且片面参照适用一般执行和解协议规则,亟需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简析企业破产中的和解

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十八、十九条规定:“整顿申请提出后,企业应当向债权人会议提出和解协议草案”,“企业和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中止破产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这些规定,为破产诉讼中的和解(简称破产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破产和解的概念 所谓破产和解是指在破产诉讼中,债务人与债权人就债务的减免、延期偿还等达成协议,从而终结对该企业破产程序的活动。从该概念可以看出,破产和解与民事诉讼中的审判程序的和解(或执行和解)有所不同。第一,法律依据不同。破产和解依据的是企业破产法,而审判和解(或执行和解)依据的是民事诉     

企业合规在行政执法和解中的导入研究

《行政强制法》第42条所规定的“执行协议”制度，为行政执法适用和解提供了契机。然而，由于该制度规定比较粗疏，导致执法和解实践存在适用率偏低、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不明、效果不佳等突出问题，面临困境。当下，企业合规的理念和模式，为执法和解制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企业合规理论强调，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可予以暂缓起诉或相对不起诉处理，其前提条件是，企业与执法机关达成“合规整改协议”,并严格执行，合规整改期满考核合格。很显然，将该理念导入行政执法中，具有很好的契合性和发展前景：意味着对违法企业作出处罚决定前，执法机关可以与其达成以合规整改为核心内容的和解协议，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作出减免处罚等处理。此举将为执法和解制度注入活力，使其在理念、目的、机制和功能的实现上，更具正当性、合理性、效率性和时代性，并促使其核心目标、制度定位、执法效能等发生有益转变，从而塑造出更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并融入未来的“行政基本法”。     

检调对接——力促涉诉矛盾有效化解

近年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司法局积极协调配合，开展涉诉矛盾化解工作，创新“检调对接”新举措，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2008年以来，全市轻微刑事案件委托人民调解237件，达成和解237件，和解协议执行到位100％。     

认清劳工标准 备战国际竞争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不再局限于“物”的层次。而是扩大到“人”的范畴，“劳工标准”也就逐渐受到各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关注。且渐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争端中最新的争论焦点。分歧较大且难以取得共识的焦点在于是否需要就劳工标准达成全球性协议．以及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或其他机制在国际层而上加以强化。随着劳工问题的日益白热化，我国的企业会受到什么影响。又应相应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对策呢？     

司法信箱

法院能否受理该执行申请？编辑同志：我院有一案件判决生效后，债权人没有向法院申请执行，双方当事人又达成了和解协议。债务人按和解协议履行一部分后便不再继续履行。债权人又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该案已过申请执行期限。请问我院能否受理该执行申请？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曾秋荣曾秋荣同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２６６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     

从和解协议效力角度论民事执行和解制度

执行和解，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的认识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进行自愿协商并达成合意的行为。台湾学者在描述大陆地区和解制度时也指出．“执行和解．乃当事人处分自己之权利．对已生效之法律文书所确定之权利义务．协议予以变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87条对执行和解的内容做出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雅芳芳”商标案一审：聚焦驰名商标跨类保护

5月13日，就“番茄花园”系列软件侵犯著作权一案的民事赔偿部分，原告美国微软公司与被告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和解协议，微软公司获赔300万元。     

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条款研究

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条款的性质不同于执行担保，“担保表示区分说”试图将执行和解协议中担保条款解释为执行担保，从而赋予担保条款执行力的思路无法实现。《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规定》第18条赋予担保条款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担保人的单方承诺以及执行和解程序提供的低度事前程序保障。担保条款的制度目的在于促进和解债权实现，避免执行和解制度过度复杂化，故应当在准确识别、区分担保方式的基础上，规范解释赋予担保条款强制执行力的实质要件，设置相应的担保实现程序路径，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协调一致。同时，为了防止事前程序保障不足而引起的实质不公以及执行拖延，还宜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事后救济的机会。     

限制公安侦查阶段轻伤害刑事和解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因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双方达成一定和解协议,从而不再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轻伤案件处理的“刑事和解”,也就是调解。实际生活中,重伤、绑架、强奸也有双方和解处理的,甚至故意杀人也有以“赔命价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以“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的现象大量存在。国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也说明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是绝然排斥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成立有其正当性基础,实践中事实存在的“和解”应予承认并进行规范。行政诉讼和解的主体必须包含原、被告,和解须在判决确定前进行,并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和解当事人就和解事项应具有处分权,和解协议应不违法。有效成立的诉讼和解具有确定力、形成力和执行力。     

违反和解协议的法律救济

和解，是当事人之间自愿协商，约定互相让步或者一方让步，以解决双方争执的活动，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和解协议则是和解结果的表现形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和解协议都能顺利履行，一旦义务人违反合同争议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权利人是选择依据原合同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还是选择依据和解协议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将是权利人面l陆的首要问题，这对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     

华为与Inter Digital纠纷案的启示——应对337调查案的反客为主新思路

历经3年纷争，InterDigital与华为于2014年1月就双方之间的多项争议达成和解协议。2014年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同意337-TA-868案因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而终止；同时，InterDigital表示将继续配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而发改委确认在Inter Digital作出一系列承诺的前提下收到了InterDigital提交的中止调查申请。     

调解高手吴超英与他的调解艺术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隔着老远，朱晓龙就听到L吴超英以决节奏的步子，走出电梯，径直进入603办公室，开电脑，落座。“那个案子的双方当事人，终于同意和解啦？”朱晓龙关切地向吴超英问道。“嗯，都闹了这么多年了’现在总算可以握手言和了。”话音落，键盘敲击声起。吴超英开始起草该案的和解协议。     

论我国司法确认对象之扩大

<正>一、问题提出不独民事调解、和解协议的概念、要件以及司法确认能力有待澄清,而且行政调解、和解协议的概念界定和司法确认亦引发争论。自2018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允许依照民事诉讼法对行政机关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人之间经磋商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20条]。这引发如下讨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属于民事还是行政和解协议?行政和解协议与民事和解协议的区别何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五团体强烈抗议日本最高法院的不当判决

2007年4月2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全国律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抗议当日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案和中国“慰安妇”案作出的终审判决，要求日本政府及有关方面正视历史，承担法律责任，真诚地对其当年所犯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向被强掳的劳工和“慰安妇”受害者及其遗属道歉、赔偿。     

浅谈医师与患者订立和解协议的效力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由于行政调解主体的趋向性以及其裁决缺乏最终强制性，法院诉讼程序上的复杂性，医患和解是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方式。和解过程中签订的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尤其在医患和解中，许多医师为了减少影响，逃避其行政处罚，私自与患者订立和解协议，其订立协议的效力日趋得到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