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生态道德建设在应对环境危机中的作用

21世纪是生态危机频发的世纪，各种生态危机为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应对生态危机，除了走法律、经济、行政等“硬道路”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人们内心的生态道德修养，走生态道德建设的“软道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生态道德建设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我们应该为生态道德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通过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全社会生态道德能力；最后，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为生态道德建设做好保障。     

试论道德规范的法制化

道德与法律均为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是法律的重要渊源，道德规范可以也应该法律化。但道德规范法律化不是随心所欲的。法律是现代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     

浅析道德法律化对道德建设的意义

在"法治"与"德治"并举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治国方略的今天,深刻地认识和揭示道德法律化对社会道德建设的价值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道德确立的基本价值为立法指明了方向,是健全法律的重要因素。本文指出法律选择了道德,可以推进道德的普及,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弘扬道德精神。     

加强制度建设促进依法执政

执政党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要靠制度来保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促进依法执政。制度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用制度来规范执政党领导权的运作；用制度来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用制度来改进和提高党管干部的方式和水平；用制度来规范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用制度来促进执政党的权力道德建设；执政党要充分运用法律制度的权威。     

司法的道德性与法律方法

在一些具有道德意味的案件中，法官是否具备明确的道德意识，并正确地回应社会公众的道德需求，已成为判断裁判社会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法官应当掌握一定的裁判技巧，遵循一定的司法方法论原则，以缓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张力。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司法道德性可以在四个视域内加以分析：以规则适用实现法律规则中的道德要求；以原则裁判宣谕法律的道德内涵；以客观和平衡的司法方法遵循社会主流道德观念；以确认和规制良心司法体现法官道德准则。     

从罗马法的道德基础看我国法治

本文试从西塞罗的《论义务》中提炼出作为罗巴法道德基础的古罗马道德观，分析其在罗马法中的体现及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在确认社会道德观对于同一时期法治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参照罗马法道德基础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转变法律权威来源；”、“以超前立法唤起法治精神”、“设立公民不损于已的利他义务”等建设性意见。     

试论加强政府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在当今社会中，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核心部分，是我们进行先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围绕着如何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这个中心议题，从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部分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失落、滑坡的原因；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     

营造有益法治发展的文化环境

一方面，法律是有其局限性的，法律体系的形成不等于立法工作已大功告成，还有新的立法任务有待完成；还有司法、执法、守法方面的艰巨任务有待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法律不是万能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还有契约、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公民意识、科学理性、家庭文化等等，都是法治建设的文化环境，影响着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这些调节手段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既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相得益彰；也可能相互抵牾、相互掣肘从而相消相殒。欲推动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十分重要的便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营造有益于法治发展的文化环境，使外在的法律以及整个法律体系“内化”为内心的信念与要求，从而“外化”为自觉行动。     

德治与法治简论

道德与法律同为上层建筑 ,虽范畴不同 ,但相辅相成 ,联系紧密。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是道德的具体化。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 ,必须德治与法治交相为用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并做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并重。     

法治的道德性格及其完善

真正的法治必须体现道德理想和信念。即具有道德性格。所谓法治的道德性格，就是指法治所蕴涵的道德理想和法律对践行一般道德理想的功效。在遵循法治的前提下，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才会带来良善的社会秩序。道德为法律提供心理基础和评价标准，实在法的合法性可以上溯到经由自然法和经院哲学所体认的抽象的道德正义。法律的道德性自身也存在两个层次，那就是法律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本文试从法律的合宪机制、法官的道德约束和公民守法机制的形成三个方面论述完善法治的道德性格的途径。     

论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关系

法律和道德各具特色，唇齿相依，都是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绝不能不予区别而杂揉并用，更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为法律自身固有的不可根除的局限性决定了社会调整规范多元的必然性。道德等软规则和法律硬规则的并存和实施才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法律和道德的差异性决定了各自作用有限以及互相弥补的必然性。法律与道德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第一，道德所蕴含的文明层次高于法律，法律是道德的下限；第二，道德的调整的领域广于法律；道德的传播方式缓慢于法律。道德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依然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基本手段。将道德与法律杂揉并用或者彼此取代，决非明智之举     

法律对不仁真的无可奈何?——道德刑法化的思考

“法律对不仁无可奈何”，这是一句苏格兰的法谚。其意指，法律对促进仁慈和爱往往无能为力；该由道德去管的法律不能瞎搀和，因为这更符合事物的本性。有人在借用这句法谚时，还以连续发问的方式来强调它所包含的道理：法律可以强迫人们向灾民捐款吗？可以强行要求“爱邻人”吗？也可以强制夫妻之间互相给对方以爱吗？的确，应把道德和法律区分开，否则就很难保证法律的自治性（独立性）。可要是将不具爱心、不尽责任及怯懦者都留给道德来处理，恐怕也使人类的文明大打折扣。从上个世纪以来，法律与道德某种程度上又有部分合流之势———欧…     

和谐社会的伦理建设及其刑法保障

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种种不和谐因素,道德失范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当道德失范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法律应该以强制的手段守护社会的道德底线。作为惩罚法的刑法应该通过自我完善和严厉打击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但同时应避免刑法万能主义的倾向。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本文立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从法治与道德建设的相互作用入手,深入研究了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文中指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主要在于法律运行的四个基本环节,即立法、执法、守法与司法。假设国家(政府)能够做到立法的公平、执法的正义、守法的道德使命与司法的道德保障,就能够实现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进。     

谈“以德治国”

初步回答“什么是以德治国”以及为什么提出“以德治国”；指出我国目前道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提出解决的对策．强调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法律,进而论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关系。     

发挥道德功能 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道德与犯罪有紧密的联系、犯罪直接触及的是法律，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道德扭曲和道德沦丧，使其价值追求出现偏差而走上歧途、因此，道德是防止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丧失道德是走向犯罪的开始。对罪犯的道德教育可以使罪犯加深对自己罪行的认识．真正认罪悔罪，能激发罪犯热爱生活，弃恶从善，能为罪犯回归社会打好思想基础。对罪犯的道德教育要做到言教和身教的有机结合；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结合；在道德教育上强调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在教育内容上，要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     

试论道德法律化

一、道德法律化的理论探讨 道德法律化，顾名思义．就是使道德成为法律。道德就是道德，法律就是法律，缘何能够使道德成为法律？其实．正是道德和法律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才给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必要性．如果两者是同一样东西．就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使前者成为后者；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道德和法律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和共同性，这才给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能性。 首先．道德法律化的前提和必要性──道德不同于法律。道德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和应该不应该的行为规定。”①而法律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     

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法治，既意味着善法之治，更蕴含着人类对普遍的道德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法治，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道德法律化，既是将人类的道德理想、原则、规范铸为法律的过程，也是善法由此产生并存在的过程；法律道德化，则是使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由是观之，由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当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自然历史过程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与我国法学教育改革

我国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亟待改革，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经典的法律教学模式，即诊所式法律教学模式，它是一种以培养学生的技能、法律道德和专业责任感为核心的法律教学模式。它具有三个特点：教学内容上强调实践性、灵活性；教学方法上突显互动性、技能性；教学效果上注重启发性以及综合评价标准，毫无疑问对我国法学教育改革具有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守正出新: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意义

“德法合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模式，是道德与法律相互促进、协同发力的治理方略，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对当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家庭、个人层面，以道德风尚引领制度完善，提升公民道德修养、促进和谐家庭构建；在国家、社会层面，以道德理念滋养法律制度，促进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形成。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既是守正出新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