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食品安全法》为补充的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体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在立法理念、法律体系、规制范围、刑罚设置等方面均应进一步调整,文章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立法及发展趋向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就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了严密的刑法规制,从而使得此类犯罪的立法模式呈现刑法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重罚化的发展趋向。对这样的发展趋向应当持审慎的态度,尤其要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以及与国外刑事立法的差异性。     

危害环境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世界上各国均进行了关于危害环境行为的刑事立法。我国虽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但由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理念陈旧、罪名体系设置不合理、刑法规制的范围较窄及惩罚力度较轻等问题,导致刑法在惩治危害环境行为时没有发挥出足够的作用,部分危害环境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刑罚处罚。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研究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鉴于环境的重要性及其他国家环境立法的可借鉴性,提出应确立环境犯罪在刑法典中的重要地位,并应从立法模式、罪名体系、刑罚适用原则及种类等方面加以完善。     

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

刑法意义上的家庭暴力犯罪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使用暴力或者变相暴力,摧残他人身心健康,严重扰乱家庭秩序,带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除了法律类型之外,在学理上,家庭暴力犯罪还可划分为硬性暴力犯罪、软性暴力犯罪和精神暴力犯罪等类型。基于家庭的特殊性和个案的特殊性可以对其施予刑罚个别化处置,但总体而言,对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不能与其他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偏离甚远,以免人为割裂其适用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性。由此,还需要进一步梳理关涉家庭暴力犯罪之刑事立法,尽量排除法律体系之间衔接不畅、刑法立法不周延、罪名设置不科学、罪域安排不合理、刑罚度量不均衡等立法技术缺陷问题。     

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兼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食品安全立法

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刑法的作用,以强化对公害犯罪的刑法规制。结合《刑法修正案(八)》及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探讨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犯罪构成上的特征以及刑事责任,试图从理论上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单位不法行为犯罪化模式之比较研究

单位不法行为具有不同于自然人不法行为的特点，如何用刑罚手段规制单位的行为及预防、惩治其不法行为是刑法学科的一个重要议题。文章简要介绍了各国单位不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模式，针对我国现行刑法单位犯罪立法模式的缺陷并提出了完善建议，即：立法模式应采总则规定之模式，并采积极的立法例（或日消极的限制），即刑法总则作总论性规定，且对单位不能构成的犯罪在总则中作原则性限制，并设置单位单独的刑罚体系。     

论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对策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定历史时期，刑法规制犯罪的重点应由打击治安方面的犯罪转向惩治经济犯罪，经济刑事立法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犯罪化”进程：通过《刑法修正案》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完善偷税罪法律规范，拓宽知识产权犯罪的范围；对于经济犯罪的惩处，要确立以财产刑、资格列为主，以自由刑为辅的原则；注重创制独立于刑法典的附属刑事规范。     

刑法修正案（八）实视阈中的我国监狱管理创新

《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八》）的颁行实施,必将对我国监狱工作全方位产生现实而深远的影响。新的刑法立法精神确立必然带来监狱行刑理念的创新;新的刑法制度确立和实施必然要求监狱行刑制度的创新和重构;新的押犯结构必然促进监狱改造手段的创新;新的职能定位必然催生监狱运行机制的创新。以《刑八》实施为契机,推动我国监狱管理的全面创新：确立现代监狱的核心价值体系,凸显社会主义刑罚文明;规范现代监狱的职能设计,科学履行法律惩戒和社会防卫职责;改革传统监狱管理模式,创设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制度;客观审视传统改造手段,构建科学的改造罪犯手段体系;回归监狱工作理性,使监狱行刑从理想走向科学。     

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网络犯罪立法

伴随着网络社会而来的不仅仅是方便与快捷,还有屡禁不止的网络犯罪。为了对其进行遏制,《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修改并新增了许多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扩张了网络犯罪的主体与行为,新设了部分网络犯罪的罪名。然而刑九中有关网络犯罪的立法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网络犯罪的犯罪构成不完善、法益保护过于狭窄、刑罚配置失衡等方面。鉴此,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对网络犯罪进行规制。具体包括选择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完善网络犯罪的犯罪构成、整合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调整网络犯罪的刑罚配置等。     

监狱刑罚模式存在的风险及其防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已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施行。此次修改的幅度较大。除总则问题外，还涉及43个具体犯罪，其中新增犯罪罪名9个，对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制度进行了改革与完善，确立了相辅相成的监禁刑与非监禁刑两大矫正体系，     

2020年我国刑法适用要报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刑法对疫情防控作出及时反应,系列刑事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犯罪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高空抛物、疫情防控、冒名顶替上大学等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等作出了积极回应。要报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正当防卫的再检视,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冒名顶替入学问题的刑法规制,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规制,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     

食品添加剂非法生产、滥用行为的刑事认定建议

2013年《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并实施,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起到较为积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食品添加剂非法生产、滥用的犯罪行为打击效果并不理想。在现有刑法体系中,有必要对食品添加剂非法生产、滥用行为对应相适应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可将食品添加剂生产视为＂食品＂的生产;而将高风险类食品添加剂在添加行为时,视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低风险食品添加剂在添加行为时视为＂食品添加剂＂,按现有刑法规制定罪量刑。上述刑事定罪建议,有利于提高《解释》的司法实效性,加大刑法对高风险食品添加剂非法生产、滥用的打击效果,增强刑法对人民群众健康生命权的保护。     

刑罚的功能与青少年犯罪的死刑控制——兼谈死刑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的适用

刑法通过刑罚手段介入对青少年犯罪规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而不是要惩罚犯罪的青少年.这一主要目的必然决定了刑罚对青少年犯罪所具有的威慑和教育功能将占主要地位.死刑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刑法不应当完全废止死刑对青少年犯罪的适用.     

浅忆新中国刑法的制定与发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着支架作用。早在1950年,我国刑法的起草准备工作就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开始进行了,到1954年9月止,已写出了两个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但由于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此时颁布系统完备的刑法的条件还不成熟。     

侵犯著作权犯罪之主观要件设置的反思与重构——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之有限扩张

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目的呈现多元化趋势,固守"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素已很难实现对著作权的充分有效保护。因此,有必要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之主观要件的设置进行反思,进而提出"传统—网络"二分法,即对传统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要保留营利目的要件,但应取消数字网络环境下的目的犯设置,实现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有限扩张,以适应网络技术发展背景下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需。并在扩大犯罪圈的同时,通过完善刑罚体系,以实现刑罚轻缓化。     

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标准应重新界定

我国贪污受贿罪的刑罚处罚立法存在处罚标准低、量刑幅度不均衡、量刑档次不符合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需要、量刑标准不唯一等缺陷,因此,应该完善立法。修改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有利于科学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腐败,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教育功能。完善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罚设置,应明确犯罪数额标准,制定合理的入罪标准;刑罚幅度应协调合理,切忌"牛栏关猫";加强对贪污受贿罪财产刑的适用;注重法规衔接。     

起刑点问题的浅思考

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是整个刑法体系的基础。我国刑法采取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在刑法中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法律内容具有明确性,对犯罪的规定亦应符合明确性。我国现有刑法无论总则还是分则都有太多的不明确规定。通过对刑罚谦抑性及我国现实的具体考察,降低起刑点符合社会的理性选择。     

再论我国财产犯罪保护法益——以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理解与适用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积极规制“涉黑涉恶”的非法讨债行为,是将“软暴力”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又一例证,有利于完善刑法规制体系,消减“以刑制罪”的实务倾向。同时,该罪的刑法体系定位再次阐明我国刑法中的财产犯罪是以“法律—经济财产说”为理论基础,占有不是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而是一种隐性构成要件要素,唯有法秩序所承认的经济利益才可能成为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原则上,民法不予保护的债务刑法亦不予保护,以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与内在平衡。     

当前行贿罪的司法困境与立法完善

放眼全球,腐败犯罪已然成为全球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也是我国目前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行贿犯罪作为我国贪腐犯罪体系的重要构成,其能否得到有效打击关系到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效果。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行贿罪进行了一定的规制与惩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不少问题与困境,客观上不利于反腐斗争的进一步深入,有必要对现行刑法进行审视与完善。当前,我国行贿罪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犯罪构成要件不严谨、犯罪刑罚体系不合理等。因此,必须从司法实践现状出发,借鉴国际公约及各国相关法律规定,紧密结合中国自身法制背景,以提出解决办法,对行贿犯罪进行相关制度完善。     

从警察权介入的实体法规制转向自主规制——日本食品安全规制改革及启示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不断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如日本、欧洲各国纷纷发生BES疯牛病、O-157大肠杆菌中毒等事件。2008年，我国也出现了世人罕见的“三鹿奶粉”事件，这些食品安全事件暴露了目前食品安全规制的不完善性。本文以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及其相关的法律体系为例，指出日本食品安全规制的最大特点是实现了食品安全规制从警察权介入的实体法规制向以风险为导向的自主规制的转变，并实现了对食品“卫生性”规制向食品“安全性”规制上的转变。这是我国在健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时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