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的“公”，除公共目标之“公”外，必须包括程序性之“公”，而“执政为民”的“民”，在现时代更多地应该是“公民”。     

“学”与“做”

理论与“做”实事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学”是“做”的基础，是“做”的理论航标和行动指南；而“做”是“学”的补充延伸，是“学”的“实验田”和“试金石”。“学”而不“做”，是假学、空学，“做”而不“学”，是盲做、蛮做。只有坚持“学——做——学”的科学方法，才能实现其“学”的真正目的。“三个代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体现，我们应在认真学习，系统领会的前提下，努力探索，务求实效，再用它来检验我们工作的得失是非。学习“三个代表”重在“学”，贵在“做”，关键在“实”。浙江省金华市…     

“以人为本”就是“以社会全体成员为本”

“以人为本”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针对“以神为本”的，在当代中国是针对“以物为本”的。在这两种场合，都不涉及在人的内部以哪个特殊部分为本的问题。 然而，“以人为本”一提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以人为本”不讲“人”的阶级性，是个“错误的提法和指导方针”，甚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由此，他们提出了“以人民为本”，甚至“以革命无产阶级为本”，即以无产阶级中具有革命性的那一部分成员为本。     

官应以谦为美

中国古人的谦恭，在称谓上的体现就是称呼自己时多用谦恭之词。比如说，一般人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说“我”，而是说“鄙人”、“在下”、“不才”、“小可”，等等；不是说“我以为”，而是“愚以为”、“窃以为”；官员在上司面前更是以“卑职”、“下官”、“末将”自称。在古人看来，这是礼貌，也是做人应有的美德。     

“平均”的歧义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平均”是有歧义的，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务实、求实，正确把握好“平均数”与“大多数”的关系，防止和纠正那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的倾向，扎扎实实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略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内涵的双重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的“人”的内涵，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规定：在人与物的比较上，是以“人”为“本”；在执政党或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比较上，是以“民”为“本”。这里的“本”，是指“根本”。     

海德格尔“此在”的范畴意指及其理论向度——与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的比较研究

“此在”是海德格尔哲学探讨人的重要概念，也是进入其哲学的理论入口。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此在”范畴意指“作为存在者的人”和“人的现实生存”。与传统哲学不同，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人的“在此”。“在此”是“此在”的哲学前提。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论与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思想具有相似性。海德格尔由“此在”追问存在的意义，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推向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做好“三员”根治“四风”

从风源来看，“四风”根源在领导。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既是“医生”也是“病人”，既是活动推进者也是行为主体人。正本清源，根治“四风”关键在主体归位、做好“三员”。     

王阳明的天理人欲之新辨析：问题、实质及现实关怀 ——基于《传习录》的文本学分析

良知的“本体”说本身的成立还要以对人的前提预设为前提。在阳明那里，这 “天理”与“人欲”有作为“前提”讨论的必要：一个是逻辑前提，称为“天理在前”，一个是“事实前提”，称为“人欲在先”。 天理与人欲之所以对立，是它们背后的公与私对立。天理与人欲的现实关怀，我们可以用一个“忧”来作具体体认。“忧”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的理论的现实关怀的极佳体现。     

循着时代的脉动竞跑

青海，在旧时人们的思想深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灰色，是“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苍凉，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楚。是西风骤起的萧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荒凉。在历史概念里西部是“西戎”的家园。游牧民族擎着弯刀、跨着战马在草原、沙漠里驰骋，有关山月魂，“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烽火连天和悲壮。“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和谐——中国社会的历史追求

“和谐”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和谐社会”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和谐”是思想家追求的理想信念；“和谐”是政治家追求的理想统治；“和谐”是老百姓追求的理想生活。因此，对“和谐”的追求在今天以及未来，都是一种必然。     

“心”入基层，自省“我是谁”

阔天地在基层，源头活水在实践。当前，新闻战线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是这一活动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三个“谁”，三位一体，相得益彰，只有明确了“我是谁”，方能回答好“为了谁”、解决好“依靠谁”。     

“例外”之害

按照惯例，分明不当做、不宜做的事情却偏偏还要做，还美其名曰“下不为例”。既然是“下不为例”，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当然也就是“例外”之举——“破例”了。俗语说，没规矩不成方圆，无约束难以至美。“破例”，破坏的是什么？是规矩，“破例”则是在惯例之外行事。     

领导干部要当好“二传手”和“主攻手”

领导干部要当好“二传手”、“主攻手”，绝不能当“甩手掌柜”。“二传手”，是工作上的中坚力量，总揽全局，搭台补台，起协调作用：“主攻手”，是负责攻坚任务、战斗在一线的人。而“甩手掌柜”，就是光指挥别人，自己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是有名无实，在其位不谋其事、尽其职的人。     

“历史”与发生现象学——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观念

德里达认为，胡塞尔思想中的“平行性观念”导致胡塞尔最终从“先验现象学”转向“发生现象学”，而“历史-目的论”的途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原历史”成为了现象学的课题，这种“原历史”就是对“源初含义的重新激活”，对起源的“思义”。但是胡塞尔在现象学历史性的框架中使用的依旧是心理学生成的方案。胡塞尔现象学在本质上也依旧是一种“形而上学”，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解构的目的是要达到一种“后现象学”，所以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最终诉诸于“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成立过程

2012年12月19日，笔者在央视10套《百家讲坛》栏目的《国号》第一集《国号的奥秘》中，曾经简单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成立过程、语词结构与专名含义。以语词结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中的“中华”，是专名，相当于姓名中的名，这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国”是通名，相当于姓名中的姓，这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共有的；而“人民共和”是“国”的修饰成分，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它不是王国，不是联邦共和国，也不是合众国，它是人民共和国。再言专名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中的“中华”，指的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追根溯源，则“中华”来自“中国”+“华夏”。“中国”这个称呼，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最初，“中”字是指旗帜，首领要发布命令了，就在高处竖起一面大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围绕在旗帜的周围，接受命令；然后“中”就演变出相对于四方的中央、相对于左右的中间的意思。“国”（國）最初的写法是“或”，是指一个人扛着戈这种武器，保卫城池。最早的“中国”指今天的洛阳一带，“中国”就是中间的城池的意思。但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并以“中国”作为正式简称之前，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这个国号，那时的国号叫夏、商、周，叫隋、唐、宋，叫大元、大明、大清，而一直也在使用着的“中国”的称呼，或者是多变的地理概念，或者是模糊的文化概念，又或者是复杂的民族概念。再说“华夏”。“华夏”就是像花一样美丽的、文化繁荣灿烂的“夏”，华就是花；而“夏”是4000多年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国家的国号，这个国号来源于一种昆虫，即蝉，就是我们习称的知了，那个夏天里不停地叫着的知了。     

北宋的“政党逻辑”

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宋代名臣都发表过“朋党论”。“朋党论”在宋代密集出现，自然是宋朝党争频仍的折射。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人的“朋党论”中，不乏为朋党正名的观点，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朋党”是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     

“思源”与“思进”的辩证法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要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发展较快地区的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这一指示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关键在“思”。“思”在这里有思索、思考的意义，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是桥梁，“思”是中介，“思”是催化剂。通过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哟教育活动，有效地将“思源”和“思进”联系贯通起来，继而融为一体，组成一曲不忘国家、奋力进取的交响乐。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根本在“源”。“源”就是…     

“微反应”

“微反应”的全称是“心理应激微反应”。微反应是每个人在遇到有效刺激的一刹那产生的瞬间反应，它从人类本能出发，不受思想的控制，无法掩饰，也不能伪装。再能“装”的人，遇到有效刺激之后的第一瞬间也会出现微反应．他的“装”只能出现在微反应之后。因此，微反应是个人内心想法的真实呈现，是了解一个人内心真实想法的最准确线索。严格来讲，“微反应”是个广义的“大词”，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微表情”，属于“面孔微反应”；二是除了表情以外的，其他能够映射心理状态的身体动作，也就是常说的“小动作”，可以称为“微动作”，属于“身体微反应”；三是语言信息本身，包括使用的词汇、语法以及声音特征，称为“微语义”，属于“语言微反应”。     

孔子“智”论的历史检视

孔子之“智”，是对外在“礼乐”的熏习和内在“仁”的体认，一方面注重外在之“学”和人际交往对“智”的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必须经由“仁”的内在安顿，“智”方才有效。孔子“智”论，既是政治论，又是伦理观，亦为道德观，还是修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