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诈骗罪的事实认识错误

在讨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刑法理论不自觉地将认识错误纳入到客观要素中展开讨论,因而形成争论不休的局面。关于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应当主张抽象的法定符合说。在金融诈骗罪中,对同一犯罪的并列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错误,以及对同一犯罪的不同行为类型的认识错误,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对不同犯罪构成之间的认识错误,应在重合的限度内,认定为轻罪的既遂犯。     

共同正犯与认识错误关系问题探析

共同正犯的认识错误对于其犯罪构成及犯罪形态的认定关系重大。行为人对法律的误解不能改变其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影响对行为人行为的法律评价,但如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违法性的错误认识是由于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缺乏认识造成的,则可以排除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行为人对事实的错误认识,无论是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还是不同构成要件内的错误分别对待,都应按各行为人预谋犯罪的既遂处理。对于其间意思联络上的事实认识错误,可在构成要件重合限度内肯定共同正犯的故意成立。     

侵占罪中的“遗忘物”与“遗失物”之辨析从永建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70条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定为侵占罪。可见我国刑法规定的侵占罪之犯罪对象包括代人保管之物、遗忘物和埋藏物。但我国现行刑法对遗忘物的定义和范围没有明确地加以规定,也无相关的司法解释,刑法学界对遗忘物的范围是否包括遗失物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关于梁丽案的法律分析——一个伪刑法问题

对于梁丽案，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给了我们及时了解案件进展情况的机会。但纵观各媒体的报道，多半在拿粱丽清洁工、进城务工人员等这些身份试图表明粱丽属于弱势群体一员的标签“说事”，当然基于媒体对信息的筛选，相当一部分人对粱丽表示同情，认为梁丽无罪。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部分人的情感诉求，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因为这样的情感因素作祟，就止步于这样的同情式的支持。当然，也不乏有人针对梁丽案件，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尝试对粱丽案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本案提供一些路径上的选择。     

不当得利与侵占罪之界分

文章分析了遗失物与遗忘物之间的刑民交错关系,指出拒不交出他人遗忘物的应当以侵占罪论处;拾得他人遗失物拒不返还的应是不当得利行为。侵占罪属于一种恶意的不当得利,要求占有人返还原物,而不当得利则不受此限。应从法理和司法实践上正确认定此类案件。     

“梁丽案”定性分析——兼谈盗窃罪、侵占罪以及非罪的界限

刑法中的持有物、遗忘物、遗弃物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财产犯罪的主观认识内容包括对全体客观的构成要素的认识;侵占罪中的"拒不退还"应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对"梁丽案"的定性应区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     

论相异构成要件的共犯认识错误

相异构成要件共犯认识错误是指共同行为人客观实施的犯罪与主观欲实现的犯罪不完全相同,且不在同一构成要件内.相异构成要件共犯认识错误大致可以分类为实行犯认识错误、教唆犯认识错误及帮助犯认识错误.相异构成要件共犯认识错误刑事责任承担所依循的原则是部分犯罪共同说以及法定符合说,在犯罪构成要件重合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诉讼证据认定标准之我见——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关系谈起

在司法实践中,以“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作为认定证据的标准,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实践中许多法官把“客观事实”作为裁判依据,这不符合司法的基本原理。用“法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不但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审判资源,及时地审结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对防止错案的发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捕杀珍稀动物犯罪的认定谈刑法中的错误认识——以日本“狸·貉事件”和“貘玛·鼯鼠事件”判决为切入

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事实上很难区分。来自大陆法系的这种分类,对于我们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刑法关于罪过的规定就能解决认识错误问题。违法性认识不仅是实体法问题,还是程序法问题。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证明责任在于被告方。     

由捕杀珍稀动物犯罪的认定谈刑法中的错误认识——以日本“狸·貉事件”和“貘玛·鼯鼠事件”判决为切入

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事实上很难区分。来自大陆法系的这种分类，对于我们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刑法关于罪过的规定就能解决认识错误问题。违法性认识不仅是实体法问题，还是程序法问题。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证明责任在于被告方。     

论绑架罪主客观构成要件

绑架罪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一种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其构成复杂,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多样性。由于刑法对绑架罪罪状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对绑架罪主客观要件的认识不尽一致。如何正确认定其主客观要件特征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客观事实、案件事实与法律事实之辨析——法文化解释学的重新解读

本文从"事实"的概念出发,以法文化解释学的方法,从"理解的理解"的立场出发,重新界定"客观事实"、"案件事实"、"法律事实"三个概念,希望能够以此厘清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对民事诉讼法上的"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有进一步深入的认识。     

洗钱犯罪的主客观成因

洗钱犯罪在我国已经出现,并呈现出迅速蔓延的趋势。洗钱犯罪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分析洗钱犯罪的主客观成因对于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侵权损害赔偿的客观与主观计算

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兼具事实和法律双重性质。要探讨损害这一事实问题,需要借助一定的法律方法,即主观和客观计算方法。主观和客观计算的区别在于计算损害时是否同时考虑普通因素和特别因素,前者同时考虑,后者仅考虑普通因素。通过若干案例阐释,可以看出侵权损害的计算,分别通过主观和客观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有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但并不影响对二者本质上的区分。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19条的规定也可以运用主观和客观计算的理论做出相应的分析。     

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比较

犯罪的产生必有其原因。犯罪兼有社会、人文、自然三重属性,其产生遂兼有社会、人文、自然三重原因。犯罪的社会原因与自然原因,很大程度上又可概括为犯罪产生的外因,亦即犯罪的客观原因;犯罪的个人原因,很大程度上又可概括为犯罪产生的内因,亦即犯罪的主观原因。犯罪原因论之关键的问题与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应该属于犯罪产生的首要原因。故而,犯罪原因论中进行主、客观原因地位的比较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问题又十分复杂,致使犯罪学界对其长期纠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主、客观原因并列冠军说”）、“说不清说”等,各有千秋,各有得失。而“双因交互,异况各论说”,既取各论之长、又避各论之短、还重自主创新,是一种颇有智慧的主、客观原因地位论。“双因交互,异况各论说”认为,产生犯罪必须主、客观原因同时具备,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没有统一模式,对主、客观原因在产生犯罪中的地位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客观要件问题——借鉴英国刑法中法人过失杀人罪的判例

界定单位犯罪行为的标准,除了考虑由法定代表人或决策机构人员集体决定,体现单位意志或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为单位谋取利益等特征外,还应考虑由于单位自身的缺陷等因素,其他普通工作人员过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形.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不仅可由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且过失可分为非获利性过失和获利性过失,特定的过失和非特定的过失两类.对此,应在刑法总则中有所规定.另外,应在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增设单位过失犯罪的条款.     

浅析刑法客观主义的主观化倾向

晚近以来,刑法客观主义具有了主观化倾向:在理论原点上,开始给予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以适当的地位,为评价犯罪时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提供了可能,并提出了人格行为的概念,更充分地考虑了行为人的危险性格;在责任论上,试图从行为背后的人格之中发现谴责的契机。     

实事求是的制约因素及其实现机制

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实现内在统一的过程。影响和制约这种统一过程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只有消除这些制约因素,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协调

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矛盾是组织管理中的一项基本矛盾 ,解决好这个矛盾需从目标管理、激励机制、人力资源发展和创建学习型组织等方面寻求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