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书》中的时间副词“后”

本文通过运用“本证法”与“参证法”对《汉书·郊祀志》及《汉书·高五王传》之《齐悼惠王刘肥传》中出现的讹误问题加以考证 ,发现正是由于“后”这一时间副词在词意与使用上的古今不同 ,造成了《汉书》在记载上出现错讹     

《关雎》本义释读

从已有的材料出发,本文对《关雎》的诗本义进行了全新释读,并且不赞同《关雎》系男求女内容模式的结论,认为该诗为女求男的内容模式。《关雎》不仅呈现了太姒窈窕淑女的风范,而且应是太姒本人写作了此诗。对《关雎》内容模式、《关雎》的作者、该诗的丰富内涵以及繁复修辞的重新揭示,将再次凸显《关雎》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颂诗本义的思考——读《（颂）诗新考——“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考》

颂诗本义的释述，历近两千年，形成众家之说，至今已有十余种。刘毓庆先生首提“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说”，他用因诗求史，以史证诗的分析方法，利用甲骨文、地方志、考古文物等文化史料，为颂诗研究注入了新风。刘先生之文并非完美，仍有可商榷之处。     

文颖《汉书注》考证

文颖,字叔良,汉末魏初南阳人,曾为甘陵府丞。文颖著作有《移零陵文》、《汉书注》,惜皆不传。文颖《汉书注》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向为学者所重视。清朝末年杨守敬曾经辑佚此书,惜今已亡佚;民国时期彭仲铎、岑仲勉也一度整理此书,但均未得以流传。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没有得以保存的情况下,对文颖《汉书注》进行辑佚研究,将30余条为颜所袭或为颜所删注或文注而归于他人名下的注释归还文颖,探讨文颖注的价值特点。     

唐抄本《汉书残卷》及其校勘价值

唐抄本《汉书残卷》作为抄本,保留了唐代文字书写的真实面貌,是研究唐代俗字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从中可以探讨很多有价值的文字现象,如偏旁的类化,形体的简化、增繁等,同时根据俗字,还可以校正《汉书》的一些文字错误。同时,该抄本还真实记录了《汉书》的早期面貌,对于《汉书》的词句校勘具有重要的作用,校正了一些悬而未决的词句,同时对一些大家的校勘成果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对《汉书》的系统整理和校勘有很大的帮助。不仅如此,唐抄本《汉书残卷》还可以校正一些大型辞书释义的错误。     

《汉书》与西汉的民族研究

班固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与《史记》相比有了许多创新。该书对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匈奴列传》、《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中,而又以《匈奴列传》最为重要,从《匈奴列传》可以看出汉王朝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匈关系。     

从以《诗》评《骚》到诗骚同源——唐前屈骚批评的转变及其意义

屈骚批评从汉人开端之后千年不绝。在这历时悠久的批评历史里,其批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这种丰富性很鲜明地体现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屈骚批评内容的多次发展和转变上。两汉到南朝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转变,我们将之简单归纳为：从以《诗》评《骚》到诗骚同源。这次转变,不仅使屈骚批评的内容发生根本改变,呈现出与汉代屈骚批评不同的内容和特征;而且意义重大,对以后的《楚辞》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晏子春秋》引《诗》考论

《晏子春秋》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史籍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全书共引《诗》24次,引诗者多为晏子,兼有齐景公、叔向等人。晏子引《诗》主要是将《诗》作为论说礼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的依据,增强劝谏的说服力,可见《诗》在其中发挥着理论依据的功能。《晏子春秋》引《诗》,反映了春秋末期《诗》的流传与接受情况。晏子等人对《诗》的接受,主要代表了当时儒家以外的人对《诗》的接受和应用。     

《国语》引《诗》考论

《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史,其记载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共五百多年历史。其中引《诗》37处（次）,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引《诗》风尚、人们对《诗》的接受、阐释以及《诗》在当时的社会交际功能。     

论《汉书》民族史撰述结构体系与叙史风格

《汉书》以纪、传、志、表构成民族史撰述体系,以整齐体例和详赡记述,全面展示了西汉民族关系和民族史风貌。其中三篇民族史传,承继《史记》遗风又不泥古,体现出《汉书》对民族史撰述之谨慎与重视。《汉书》撰述民族史,宣扬天下一统,颂扬汉德,主张各民族友好相处,肯定和宣扬西汉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成就;《汉书》秉持"种别域殊"之观点,强调民族间的同质性与差别性,并从地理环境、民族经济形态等诸方面做出阐释;《汉书》"以其故俗治"的民族治理原则,对我国以中原文化为主调的民族礼仪文化之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诗经》中《颂》诗看诗、乐关系

诗与乐的关系,大抵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诗先于乐,乐迎合于诗;一种认为乐先于诗,诗以乐为根本;第三种看法糅合了前面两种的看法,认为诗乐同源。《诗经》作为一部最早的诗歌总集,本身既包含了诗的本质,又蕴含了乐的因素,《诗经》风、雅、颂不同的分类正契合了诗、乐的不同关系。以《诗经》中的《颂》诗为对象,浅析其所反映出的诗、乐关系,从而一窥整个《诗经》的诗、乐关系之大概。     

《群书治要考译·汉书治要》选登

公孙弘,萏川人也。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学《春秋》。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贤良对策焉。武帝制日：“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殊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跛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     

从新出楚简逸诗重诂“删诗说”——兼论《诗》的结集及淫诗问题

宋元以来,否定删诗越来越有成定论之势。通过分析新出楚简中的大量逸诗与传世《诗经》的复重现象,可初步印证太史公"去其重"之说。"去其重"乃历代太师接力所为,孔子又于最后在既有规模和形制上删削取舍刊定,非孔子一人就三千古诗上重编。"古诗三千"乃是泛称纵的历史上的诗歌规模。动态生成的《诗》到孔子前本已基本定型,但春秋末诗乐重新混乱,从文献记载和主客观条件看,最后删定者应该就是孔子。对勘出土和传世文献仍可见一些诗在杂沓去重中留下的工作痕迹。逸诗既是筛除的结果,也是被筛除的原因。今天所见逸诗比例少,盖由于今天所能见者亦即当时所广传者,亦即太师、太史等王官和夫子编订所尤其属意者,又迭经数千年,其劫遗自然更不副三千之数,故诗三百得见而诗三千不多得,逸诗少见反旁证了删诗之事。逸诗纵横分布的规律性,也既证明了删诗说,还说明了逸诗并不止如今之规模。淫诗说则是对夫子正乐的误读,是宋元以来的一个偏见,借所谓大量淫诗来否定删诗说是不成立的。     

《诗声类》注音考

孔广森的《诗声类》研究了《诗经》的押韵用字。书中不仅仅考证这些字的韵部类别,也考察这些字在上古的读音,为其中一些字注上古音。文章考察了《诗声类》注音字的范围,注音所用的术语以及方法,认为《诗声类》注音有超越前人之处,同时由于时代和材料的限制而有不足之处。     

《诗薮》中的神韵论

胡应麟在《诗薮》中倡言以神韵论诗,多侧面展示“神韵”所表征的诗学审美旨趣,已基本形成神韵说的思想,认为诗之神韵宜以格调为基,而格调应以神韵为归,注重于对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的把握,在我国古代神韵理论的发展中,上承庄禅学说之美学精华,中得严羽妙悟理论之精髓,下启王士祯神韵理论之端倪,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     

《诗谱》体式溯源及其对《诗经》历史叙事的构建

《诗谱》之前有大量谱体史书,郑玄对之进行借鉴并将“谱”这一形式运用到《诗经》的解读之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解诗模式。“谱”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分化,《诗谱》所继承的是原始意义上的谱。通过这一形式,《诗谱》在《毛诗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完备系统的历史叙事体系,大大提升了毛诗的理论建构。     

战国时期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

战国时期非儒家的诸子各派都有各自不同的《诗》学思想和用《诗》态度。墨家将《诗》仅作为文献与史料,表现出理性的《诗》学观念;道家的《诗》学思想较复杂,他们追忆周代传统文化中的《诗》,而对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儒士和百家诸子的用《诗》则给以批判;法家对《诗》秉持直接反对和否定的态度;纵横家则表现出了明显地将《诗》作为格言警句来达到说服人主的功利心理。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诗经》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诗》学思想的分化状态,这也正是汉代学者在统一《诗》本、建立新的《诗》学体系上显得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韦玄成何曾以《诗》授哀帝——《汉书·儒林传》纠谬一则

韦玄成是西汉中后期著名的《诗经》学者,是＂‘鲁诗’韦氏学＂的核心学者。《汉书·儒林传》云：＂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意谓韦玄成和他的侄子韦赏皆曾以《诗》教授汉哀帝刘欣。后世学者对此未加辩明,多有引用。但是,韦玄成去世时,刘欣尚未出生,他不可能以《诗》授哀帝。传世《汉书.儒林传》应是出现了衍文,遂有此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