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探望权制度的构建

随着离婚家庭的增多,离婚后探望予子女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以"子女幸福"为着力点,完善立法,强化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的法律意识,构建和谐探望权,对建立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保证社会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格式条款的规制

格式条款的产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是格式条款的使用者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垄断。格式条款有利于节省缔约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故适用广泛,但同时其弊端亦十分明显,违背了契约自由及契约正义原则,于是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规制手段对其予以特别规范。近年来,在我国,格式条款已经普遍存在于运输、邮电、通讯、保险等不少公用事业以及一些商品交换和服务领域,而其中的不公平条款显而易见。我国应切实从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等各方面规制格式条款中的不公平条款,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探望权制度是我国新《婚姻法》增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因探望权制度在我国是一项新生制度,它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分析我国探望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完善,对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实现非直接抚养方对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愿望具有重要意义。     

论驳回起诉的司法规制与立法重构

驳回起诉,是指受诉法院在对原告请求对其权益给予司法保护的起诉立案以后,发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而以书面裁定的形式作出的,旨在终结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性裁判行为。[1]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中国探望权制度的重构

我国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第38条确立了探望权制度。这一制度是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完善,是离婚后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父或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实现,保障其子女的健康成长,对离异后父母子女关系的维系具有重要意义。探望权是基于血缘关系基础形成的亲权法律关系的内容,但我国婚姻法将探望权制度归类到离婚制度,按此该权利行使的前提条件为"离婚后",权利行使的主体为不与未成年人一起生活的父或母。该内容所处篇章结构不宜,适用条件错误,权利主体较窄。《民法典草案稿》婚姻家庭编中增加了隔代探望的内容,虽丰富了权利主体,但仍将探望权归于离婚制度,隔代探望的规范过于简单。鉴于探望权制度对完善我国亲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应重新归类并完善内容,重构我国探望权法律制度。     

免责条款规制模式探讨

免责条款是合同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随着免责条款的普遍使用 ,因免责条款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不公平免责条款必须予以规制 ,以实现在契约自由的体制下 ,维护契约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目前 ,免责条款的规制方式主要有立法规制、司法规制、行政规制和消费者规制。每一种规制方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 ,但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有鉴于此 ,我国应借鉴各国经验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 ,融立法、行政、司法等规制方式于一体的综合规制模式。     

诱惑侦查之法理冲突与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容易引起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之间的紧张冲突,司法伦理与追击犯罪理念的激烈对垒。对诱惑侦查的适用应当贯彻和遵循必要原则、司法审查和救济原则、充分嫌疑原则、明确区分原则。     

驾车追匪:司法冲突与法治意识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广州市民老朱的挂包被两名骑摩托车的劫匪抢走,于是驾车追赶,狂追3公里后在一片泥泞土路上失控,撞上劫匪的摩托车,造成两名抢夺嫌疑人一死一伤。事发后,老朱精神状态不好,很是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论司法与宪政发展

司法与宪政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整个人类社会的司法史可以明显地分为无宪政的司法时期和有宪政的司法时期。在有宪政的司法时期 ,司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不仅在宪政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反过来极大地促进宪政运动的深入。在一些成熟的宪政国家之中 ,司法的功能已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在当代中国 ,由于历史传统等原因 ,司法功能的现代转换并没有完成。我国应在宪法司法化的基础之上继续强化司法的宪政作用 ,其途径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点。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算法公平与诉权保障——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智慧司法的规制路径

在算法决策中,尽管数据模型经大量数据训练后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都高于人类决策,但在智慧司法背景下,刑事诉讼中算法预测模型存在相关性偏差、差异效度和多维歧视等性别歧视性风险。现行法规缺少应对性别歧视的综合性法律制度、算法工具在模型形成的各个阶段没有公平概念及相关标准的统一约束以及算法黑箱、诉讼信息和自由裁量等方面的司法不透明等,均是算法形成性别歧视性风险的原因。在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规制智慧司法的发展,应在规范维度将平权伦理纳入针对智慧司法的特定规则之中,规范算法系统中的公平性概念;在算法维度设置平权算法模型、构建算法解释,并在诉讼维度明确知情权利束、倒置举证责任,以促进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应明确子女为探望权的权利主体--兼评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修正后的《婚姻法》增加了探望权的法律规定, 但没有明确未成年子女权利主体的地位。正确地理解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明确未成年子女为探望权的权利主体, 才有利于整个探望权制度的构建, 才有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和探望权纠纷的解决。     

分居期间的丈夫与病妻

因与妻子感情失和,丈夫离家分居。此后,女方经不住失业、生病等一连串打击,患上重度抑郁症,暂时丧失了工作能力。于是,女方要求男方履行夫妻协助义务,代为偿还其欠下的债务,并在婚内按月支付扶养费。2019年12月3日,经过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审理,妻子的主张得到支持。     

论选择性司法与过度司法现象的抑制

司法是法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司法通过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宣示法律,引导民众知法、懂法、守法,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培养司法公信力。选择性司法和过度司法现象源于我国的现实土壤,其背后凸显的是司法权力的滥用。它们扭曲民众对法的认知,妨害民众对法的认同,损害司法公信力建设。司法需要尊重和权威,更需要谦抑和自控,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抑制司法权的滥用。     

司法公开: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前提

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有利于实现公民的司法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使其认识到司法的真实情况,体验到司法公正的客观实际,从而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中国的司法公开制度建立于清末法制改革以后,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继续被使用,改革开放以后它又有了长足的进步。推进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主要途径是,要进一步更新理念、借鉴世界法制文明的成果、创新制度设计和采取新措施、缩小各法院之间的差距。可以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中国能在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方面走出更为坚实的一步,也会因此而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人情”在司法衡平中的伦理作用

在个案中,判决结果与法律规范的预期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司法衡平之必然结果。人情作为社会的伦理现实在司法衡平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伦理衡平的现实依据,也是法律衡平的内在要求。鉴于人情在司法衡平中的局限性,应在对人情内涵全面把握基础上,才能构建和谐司法衡平体系。     

政府规制与规制政府

政府规制与规制政府的目的,既不是用理想的政府去代替不完善的市场,也不是用理想的市场去代替不完善的政府,而是要在不完善的现实政府和不完善的现实市场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使现代政府能够根据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实现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论司法的社会性与国家性——司法的事实与规范语境

司法一语与司法权不同。司法属于事实领域,司法权则属于规范领域。司法作为事实,既可以是纯粹事实,也可以是法律事实。作为纯粹事实的司法存在于社会司法之中,而作为法律事实的司法存在于国家司法之中。国家司法与社会司法在逻辑层面的差异在于,前者包含着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后者则没有。从历史维度考察,国家司法孕育并诞生于社会司法的土壤中,并且,在国家司法于社会司法之间总是呈现出某种不可避免的张力。国家司法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司法权的成型,两者互为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