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发展绿色贸易的对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保护高涨的背景下,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湖北省主要的出口市场国家或地区环保程度普遍较高、环境标准严,湖北省出口贸易面临的问题突出。协调贸易与环境是湖北省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本文研究国际环境规制对湖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绿色贸易背景下湖北发展外贸的直接政策建议。     

预防、惩戒与修复:环境侵害法律规制体系的重构

环境污染行为与环境破坏行为导致的损害都属于环境侵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加以法律规制,从预防、惩戒、修复三大环节入手,给生态环境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预防体系着重环境风险的行政监管,为环境保护构筑第一道防线;惩戒体系强调刑罚与行政处罚在适用层面的可操作性,对环境侵害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修复体系则事关环境能否可持续发展,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的渠道,让民事赔偿能在环境修复上产生良好效果。     

论“放管服”改革下的环境规制俘获及其防范北大核心CSSCI

“放管服”改革与环境规制俘获均关乎政府与市场的互动、监管与服务的平衡。在“放管服”改革中,政府通过推行互联网监管、开展信用监管与减少审批事项等措施分别使俘获前提弱化、俘获成本增加、俘获收益减少,对既有样态的环境规制俘获发挥了正向防范效能。然而,环境规制俘获在“放管服”改革下从既有样态向滋生样态的演化,业已显露出俘获类型由“俘获规则执行”转向“俘获规则制定”、俘获结构由“单层俘获”繁化出“分层俘获”等实践隐忧,亟需从“政策推进”向“法治引领”的范式转换、从“地方依赖”到“央地协同”的规范创制两方面着手,对“放管服”改革下滋生样态的环境规制俘获予以针对性防范,以期促进环境保护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环境规制对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当今时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严重威胁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各国纷纷制定出了种种环境规制。这些环境规制已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在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林产品贸易领域。本文从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的现状出发,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林产品出口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形象效应等的影响。在环境规制背景下,中国应该采取加快森林认证体系建设,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开拓多元市场等措施来使林产品贸易健康稳定发展。     

论污染转移规制的正义追求

污染转移意味着人为改变污染地点,往往会产生比原地污染更严重和难以预料的后果。这种现象在国际和国内大量存在,导致弱势者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严重受损,背离了正义的要求,最终损害全球的持续发展。因而,要防止污染转移带来或加剧负面影响。环境利益的公共性凸显了污染转移规制的必要。污染转移规制针对环境失衡,注重矫正污染转移的非正义性。污染转移规制应强调以环境正义为理念,通过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     

我国人寿保险投资风险环境与投资风险规制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人寿保险投资面对复杂、高危的国际国内风险环境,如何正确审视投资风险环境变化,总结寿险企业资产管理体制和借鉴欧美风险管理机制经验,转变传统惯性思维依赖,建立健全我国人寿保险投资风险规制,对实现我国人寿保险投资风险可控,增强我国人寿保险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波特假说三个层面的当下证说与建言

利用我国2001-2012年工业部门3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波特假说的三个层面的含义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环境规制对行业生产率的动态效应及其影响。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并不总是对企业有害的,从长期来讲会推动创新进而提高行业生产率,特别当采用总体样本进行回归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环境规制更多的是抑制环境污染较严重行业,高污染行业并没有通过环境规制机会来识别和消除低效率;外部竞争是产业利用环境规制来提高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     

公共安全视野下环境风险规制的改进

环境风险严重影响公共安全,进而破坏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理论上,基于公共安全考量的环境风险规制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可执行的法律环境;实务上,基于公共安全考量的环境风险规制由公安机关依法参与政策制定并保障其实施。当前,"重"事故应急而"轻"风险预防、"重"公安职能而"轻"开放合作、"重"实体规制而"轻"程序制约的现状,是公安机关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面临的难题。改进之策在于明确公安机关参与环境风险规制的范围和职责;完善公共安全视野下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供给;建立公安机关参与环境风险规制的专家咨询制度;加强公安机关应对环境风险能力的应急预案建设。     

论企业的环境责任及其机制构建——以旅游企业为考察对象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与社会在环境利益上的冲突越来越显现出来。而传统的治理手段包括政府治理、科斯自愿谈判等在实践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灵现象,导致效率和公平受到损害,Ostrom等人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NGO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开辟了环境保护的新思路。经过对旅游企业的考察,主张通过构建政府治理、谈判以及社区治理的综合社会规制,促使企业自觉履行环境责任。     

从污染事故频发透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污染事故频发,这是环境规制失灵的直接表现.在我国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以及官员"晋升锦标赛"式的制度设计下,地方政府的经济理性甚上,更多关注经济的发展.在环境规制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弃.地方政府的经济理性容易与企业等组织形成特珠的"利益共同体",其结果是地方政府往往屈从于资本的意志,出现"资本挟持环境"...     

现代环境行政活动的开发性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规制的兴起开辟了规制活动方式研究的新边疆。面对＂决策于未知＂、具有预防与风险规制特征的环境规制,以合法性为中心的静态且缺乏弹性的行政行为理论与实践面临合理性危机的挑战。在规制革新的背景下,基于规制政策工具理论,将传统的环境规制行为与具有经济诱因、合作色彩的新型政策工具相结合,并注重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可以为实现环境规制的合法性与效能、效率目标提供规制行为层面的保障。     

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分析

企业过度排污以及相应的环境污染在本质上根源于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通过回顾西方环境规制理论并比较庇古税、补贴和可交易许可证在治理污染上的优劣，明确影响可交易许可证工具实施绩效的现实因素。在制定政策时，只有充分考虑到市场操纵、现存的规制环境、监管部门的执行力度和交易成本，可交易许可证才能最大程度地达到人们期望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企业环境责任法律规制调查与分析——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企业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企业自身发展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两者并行的过程中,我们很难寻求一个平衡点。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更好地规制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有利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体系的政策取向

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体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规制主体、规制客体、规制工具和规制目标。本文基于确保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规制目标,分析了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其他三个基本要素各自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体系的政策取向:一是加强规制主体之间的协调,克服规制失灵;二是强化对规制客体的规制,克服市场失灵;三是设计和优化规制工具组合,提高规制效率。     

免责条款规制模式探讨

免责条款是合同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随着免责条款的普遍使用 ,因免责条款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不公平免责条款必须予以规制 ,以实现在契约自由的体制下 ,维护契约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目前 ,免责条款的规制方式主要有立法规制、司法规制、行政规制和消费者规制。每一种规制方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 ,但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有鉴于此 ,我国应借鉴各国经验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 ,融立法、行政、司法等规制方式于一体的综合规制模式。     

论格式条款的规制

格式条款的产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是格式条款的使用者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垄断。格式条款有利于节省缔约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故适用广泛,但同时其弊端亦十分明显,违背了契约自由及契约正义原则,于是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司法、行政等规制手段对其予以特别规范。近年来,在我国,格式条款已经普遍存在于运输、邮电、通讯、保险等不少公用事业以及一些商品交换和服务领域,而其中的不公平条款显而易见。我国应切实从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等各方面规制格式条款中的不公平条款,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新兴信息技术赋能下环境法律规制的革新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中的应用及完善,以科技赋能为基础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成为未来的趋势。技术赋能环境治理从实然层面改变了环境治理方式和手段,且新兴信息技术在规制层面的应用有望提高治理效能,但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过程也将技术不确定性带入环境监管之中,引发如监测失真、决策偏见等新型风险。技术对监管层面的冲击可能导致环境法律规制系统失灵,表现为规制理念落后、规则体系缺陷、规制权力受阻及规制俘获等。基于此,未来环境法律规制系统需从内核和外延两方面予以调适,既要实现从事后监管思维到风险防治的思维转变,也要从参与机制、评估机制、规制模式及法律规则等方面实现环境法律规制范式的革新。如是方能防范技术赋能引发的新型环境风险,实现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规则之治。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异质影响探究

固定环境标准和可变环境标准两种规制思路对经济增长路径具有异质效应。选取1995—2012年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当环境标准和执行力度不变时,在经济发展初期过多的环保投入会挤占生产资源,阻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增加环保投入短期是有效的,但随着治污效果的递减,不得不增加更多的投入,从而挤占生产资源,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环境标准和执行力度可变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促使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并加强生产技术创新,提高治污能力和生产效率,可能实现平衡增长路径和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但过于严格的环境规制也可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阻碍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整,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技术创新与预防式社会性规制的均衡——来自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与规制实践北大核心CSSCI

社会性规制的本意是防范风险、保护环境、公众健康和生产作业安全,但是却往往会引起诸多未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对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是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社会性规制受"安全"的目标驱动,技术创新受"发展"的目标驱动,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如何在科技创新与社会性规制之间取得平衡关乎发展与安全能否协调进行的问题。本文从这一观点出发,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从规制目标、规制供给和规制工具三个方面探讨社会性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平衡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