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无为而有为”,以无用做大用,这是道家一贯倡导的人生哲学。庄子在《人间世》中讲述的“栎社树”寓言,就生动展现了这种哲学思想。从人才观视角品味这一寓言,我们仍可从中领悟到益于人才健康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启示。     

庄子的境界

无用也有用庄子在《人间世》里给我们讲过这样一则故事。在庄子的时代,鲁国有一个著名的木匠叫石,其手艺精良,点木成器,几国的皇宫都轮番请他去做家具。有一天,石带领他的弟子们翻山越岭去找好的木料,突然遇到了一棵巨大的栎树。这一下对于长途跋涉、又累又饿的弟子们来说,真是高兴极了。只见这棵树足有100多层楼那么高,它的枝叶盖过了旁边的两座小山,下面停下首都机场的所有飞机也不会     

“与物为春”:庄子的自然审美观

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本然状态是一种审美状态,是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庄子》明确肯定了大自然的审美价值,"与物为春"是对这种审美状态和本真世界的概括,提出了真人"与物为春",真人是自然本性得到保全的人和真实的人,他是人的本然状态或本来面目,超越了实用和认知的束缚,因而能够揭示物的审美意义和价值。物是自在自足的自然物,而不仅仅是人欲求和认知的对象。与物为春即真人与物共生,从而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界合二为一的审美状态。     

东方之美的殉道者——由《雪国》论川端康成的“无用”哲学

《雪国》是川端康成经过艰难探索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精神分析学家R.德马蒂诺认为,自我意识中的自我无法超越自身主——客之间的分裂,《雪国》中的驹子和叶子在实质上分别代表了岛村自我中的客体和主体,岛村与她们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充分展现了岛村由客体的自我走向主体的自我,进而在以死亡为起点的“充分诞生”基础上超越自我,走向统一,走向元我的心里路程。岛村走向自我救赎的过程,也是川端在东方佛教的影响下确立“无用”哲学过程中的复杂、矛盾的心理路程,是川端面对人类自我分裂的处境所进行的具有现代性的探索。     

论《庄子》之“游”的活动维度

“游”是《庄子》文本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当代关于《庄子》之“游”的研究,较主流观点是把“游”作为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但这种阐述虽然注意到《庄子》中“游”所具有的自由属性,却忽略了“游”实际的活动特质。作为一种活动,《庄子》之“游”是一种人之身心整体与“道”融汇交通的活动。其具体展开于人出离于“在世界之中”状态,“虚以待物”而“以天合天”的生活实践之中,并由此构成了一种“合道而为”的自为而“自由之”的自由实践方式。     

庄子怀疑论美学及其当下意义

庄子思想蕴含深刻的怀疑论特征,开创了中国古典怀疑论哲学与美学的先河。在解构与颠覆既定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同时,庄子追求建立“本真的自我”这一理想主体。“本真的自我”包含“智慧的自我”和“审美的自我”这两个主要内涵。相应地,求证自我构成了庄子怀疑论美学的逻辑基石之一。与此相关,主体批判成为庄子怀疑论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知识批判、话语批判、欲望批判等精神结构。庄子怀疑论美学的当下意义主要在于,启迪人意识到主体与知识的有限性,滋养敬畏自然与生命的伦理情怀,克服消费社会带来的功利与欲望之累,为诗性主体的建构提供充满活力的思想资源。然而,庄子怀疑论美学思想也隐匿某些消极内涵,一定程度上有碍于社会历史的正当发展。因此,我们在借鉴庄子怀疑论美学思想的同时,应对其有所扬弃。     

《庄子》思想对于道教神形修养理论的影响

有一种看法认为《庄子》思想中的自我观念,主要涉及情意心性而并不包括形躯肉体。此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养生、保形理论之间的联系。然而严格地说,《庄子》的自我观念原本就包含对于神、形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而正因为这个理解当中蕴藏了神形双修或性命兼养理论的资源,才可能对后世道教长生信仰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庄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完善的和谐社会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自我内心的和谐。三者缺一不可。然而遗憾的是，理论界显然对自我内心的和谐问题重视不够。庄子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在以上三个方面，尤其在自我内心的和谐方面，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资源。     

《庄子》内篇安“命”哲学研究

在《庄子》内篇之"命"的思想谱系里,具有使命、命运、命名、生命等多重含义,相应地,庄子正是试图从拒绝使命之"命"、安顺命运之"命"、悬置命名之"命"、保全生命之"命"等几个方面来实现生命的安顿。无疑,这些安顿生命的实现路径,构成了庄子的一套独具特色的安"命"哲学。     

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从赫拉利的“无用的人”说起

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引发了人们对自身是否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思考,许多西方学者因为不了解人工智能的本质,把人工智能引入了神秘化境地。人工智能无论多么智能,仍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现实化,本质上依然是人类劳动或实践的工具,只不过是人类劳动资料的新形态,因此无法取代人类。赫拉利所提到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无用的人”,其产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性导致的,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只是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无用的人”的产生而已。同样,劳动不断解放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性决定的,人工智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实现劳动解放的本质原因,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实现劳动解放的一个现实途径,因此,我们不应把人工智能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关注的焦点,而是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让其能在社会合理的接受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最终实现人类劳动的彻底解放。     

小议庄子对人存在的现实困境论及其超越

庄子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两种困境构成了对人的限制。一是人作为自然物,生与死的问题是人面对的现实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死亡就构成了对人的一种自然限制,这是人存在的自然困境。二是人自身的情感、欲望、意志、理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自我的困境。庄子对于现实困境的超越,可以用两种观点观点来阐明。一是保持心灵的空寂,保持“无”的心境。二是“齐生死”“齐是非”,即要超越生死的对立,以达观和自然的态度对待死亡;把在世俗看来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不和谐的种种差别现象视为无差别的“齐一”,这就是要超越世俗价值的束缚。     

《庄子》“游心而上”的养生教育

《庄子》在养生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养生”是庄子独立的哲学范畴和思想命题,他以“养生”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处事态度,系统地搭建了“养生论”体系。庄子的养生之道在教育方面,体现的是一种“游心而上”的养生教育。从主观上说,庄子的养生教育是“游”,养神而游心,个体与自然的合一,实现个体精神世界的充实与自由;从客观上说,“游心”指的是“物化”和“化”,人善于利用“物”又不受限于“物”,做到“忘己”“适物”。     

李源潮：“铁腕”风格

敢于承认问题的所在,敢于自我否定,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尤其当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硬伤的时候,尚能够直面它。李源潮获得不少掌声。     

论《庄子》中的“技”及其消解

在《庄子》中，技作为显示人特殊才能的现实活动，特点是巧、精能，其意涵是与道相悖的。技伤物、乱世、害生，技中不能见道。但在《养生主》、《达生》等篇的能工巧匠寓言故事中，人通过纯熟的技的活动，可以达到“忘”的状态，使得道显现出来。即由技出发，而“技忘”“忘技”，而“见道”。在此过程中，技被消解了。技与道的悖离得到了克服。这一吊诡思路，为我们理解《庄子》智慧提供了一个新的面向。     

庄子“真人”人格与学者的治学追求

《庄子》中的真人人格内涵非常丰富，其要义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求真知、通大道为己任；二是贵真诚、法自然的道德品格；三是启大美、任逍遥的生命姿态。发掘“真人”人格的思想精华，不仅对学者治学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而且应成为学者的知识理想与其治学的价值追求。     

庄子哲学之“言、意、道”关系释论

言意关系是庄子哲学的重要命题,解读《庄子》之《齐物论》、《知北游》、《寓言》、《秋水》这几篇集中论述言意关系的文本,可以析解出庄子哲学言意关系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言不尽意",意在申明有限的语言不能把握具有无限意义的道;第二层是"言以表意",是庄子独特的言道方式;最后一层则是"忘言得意",表明在终极意境上,真正的得道体现于忘言之中。     

庄子“游”义考论

＂游＂是庄子思想非常特殊的用语,庄子大量使用＂游＂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本文通过考论,得出其中特殊用法的＂游＂的本义是指无所为而为的精神自由活动,＂游＂的表现形态有外游、内游和至游之分,相应的则有物境、心境和道境三境界。     

孔子的“方内之游”与庄子的“方外之游”

游是孔子、庄子身上共同存在的重要文化事项,二者之游在表现、本质及风格上均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孔子之游主要体现为一种带有游学、游教、游宦等功能含义的现实之游,带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同时,孔子之游也包括心志之游,主要表现为游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雍容气质,即乐道精神,以及其游艺思想。庄子之游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灵、精神之游,其终极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绝对超脱、无待的自由境界。现实色彩鲜明的孔子之游与理想化、虚幻化的庄子之游,共同开启了中国士人游文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对中国古代的士人游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标示性意义。     

“可说”与“不可说”：庄子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比较研究

庄子和维特根斯坦都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为立足点,强调语言既提供言说的便利,又禁锢对世界的终极表达。庄子之＂道＂,最高的境界是＂不可说＂;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主旨是通过＂可说＂来显示＂不可说＂。从比较视阈看,庄子和维特根斯坦因各自所处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两者有关＂可说＂、＂不可说＂的哲学观在起缘、具体内涵和最终解脱方式等诸方面既有融通又有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