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孰是孰非

"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所言说的本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同时它也成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该学说的发明权之争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哪种理论对历史和现实更有阐释力."启蒙与救亡"的历史逻辑,一方面依赖于从严复、邹容到陈天华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创造,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李泽厚、舒衡哲和史华兹这些历史阐释者的阐发而获得.实质上,"启蒙与救亡"所面对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如今"救亡压倒启蒙"理应转向"启蒙就是救亡",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应协调一致并相互补充,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所必需的.     

启蒙运动的回顾和重新启蒙的省视

欧洲与中国历史上都有两种启蒙运动,即自由主义的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这两种启蒙在欧洲历史上是先后衔接的,在我国历史上自“五四”运动以来则是并列发展的。在我国,这两种启蒙的发展都历经曲折的过程。当今,我们要重新启蒙,重新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必须以宽广的胸怀和深邃的眼光,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文明的精华,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启蒙。     

近代欧洲“启蒙世界观”及其辩证法

启蒙世界观的核心是主体形而上学,人成为主体,成为世界的立法者(人为自然、道德、历史等立法),但受制于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逻辑,启蒙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反启蒙的哲学样式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来批判启蒙,而实际上却在对启蒙的批判中延续了启蒙精神,因为启蒙是一个无限的历史性的治疗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谦逊、清明的理性,坚持形而上学的超越维度,在不断批判旧世界的进程中发现一个新世界。     

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中的统一战线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篇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在回顾与展望党的事业中,精辟论述了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中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历史经验、政治传统和民主创新,为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理论依据。     

从“理性启蒙”到生态启蒙——关于生态文明建构路径的思考

新世纪呼唤生态启蒙的原因是理性启蒙的局限性。生态启蒙消解理性启蒙的纯粹理性主义、科学至上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等缺陷,其核心是主张生态理性。生态启蒙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阀。     

马克思哲学与启蒙关系研究:现状与展望

从学理层面探讨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启蒙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论题内在地关涉于马克思哲学之产生与发展及其基本的哲学努力方向,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期待的重要的学术论题,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尚不充分,还有待于在其意义论、当代性阐释及其介入当代社会现实,推进思想领域的价值构建作用等方面深入阐释,这将有助于拓展理论研究思路,繁荣思想文化,推进基础层面的学术研究。     

何谓“中国启蒙”——论近代中国的三次启蒙

自17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启蒙运动,直至现在的中国启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整理和反思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所实践的、尤其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所亟需的三次启蒙思想,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时代曾经解决、现在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梳理封建主义、国内外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价值的层次关系和相互联系.     

从五四时期新闻学的启蒙看新闻与政治的关系

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在具体的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时代背景的影响,决定了以图强、御辱、维新等等为标志的“政治”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又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侯外庐的早期启蒙思想探析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通过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各自的个性化的探讨,以不同的史或论的形态来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其中,侯外庐对早期启蒙思潮的结合点的确定,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和多彩的色调,得益于这种"一本而万殊"的合理开展,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魅力和创新活力。     

知识分子的启蒙形态与当代使命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一直声称与真理相关联而以启蒙者的角色存在。自近代以来,他们有意识地推动了社会的启蒙与进步,但同时这种略带浪漫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却违背了有蒙共启的根本精神。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改革中都充当着启蒙者的神圣角色,但市场经济导致的世俗化进程却使之被边缘化。正视自身的有限性,接受大众的批判,以理性的心态重新定位并深化自我启蒙的进程,或许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     

犬儒的生存状态与启蒙理性的再思考

当犬儒式的生存成为人们基本的生存状态的时候,就迫切需要重提启蒙,让启蒙的智慧与勇气帮助人们从自私、犬儒、蒙昧的状态中警醒过来,重建健康的个人、民族的理性。考察康德关于启蒙理性的思考,主要是从理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两个向度讨论启蒙。首先是“自我启蒙”,每个人都应该要求自己不要让唯利是图的非理性的理性控制自身,尽可能正常、健康、道德地使用我们的理性。其次是制度启蒙,其要点是法与公民的相互启蒙:法给公民以健康运用理性的基础、框架、保障和必要的限定,而公民对法的相信、依靠、服从,以及必要的怀疑,使法得以落实为实在、有效的活法。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培育探赜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是新加坡历史、文化以及时代背景等因素共同影响的产物,其形成历经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总体观之,新加坡"共同价值观"主要蕴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是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是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四是协商共识,避免冲突;五是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个方面相互联结,互为支撑,旨在维护新加坡国家的统一以及种族、宗教的和谐发展。通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教育已逐步形成一条面向全体国人,由执政党与政府统领,学校、家庭、社区、新闻媒体和法律部门共同推进、凝聚合力的培育之路,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救亡义战先天下，卫国微言动古今”——同安乡贤、抗战爱国将领陈文总与东瀛

1923年7月6日上午11时许,人迹罕至的厦门“石狮王”僻巷。突然,一阵嘈杂声打破沉寂。在一伙歹徒前后夹攻中,随着四处飞舞的刀光棍影,一个遇袭青年颓然倒地,血流如注,生命垂危。他就是陈文总,新当选的厦门市“各界对日市民大会”临时主席。     

改革开放四十年与国人礼仪之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力增强之迅速,举世为之震惊;国际地位之跃升,令人扬眉吐气;民众生活水平之变化,堪称日新月异。由此,举国上下自信心油然而生,开始寻找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归犹如春回大地,生机昂然,社会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礼"重新受到社会重视,审时度势,深入理论研究,古为今用,择善而从,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温州人身边的“台湾元素”

正温州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习俗相似、商缘相连。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与台湾的交流交往日益热络,大量的台资和台湾人才选择了温州。而随着海峡两岸(温州)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持续推进,交通、教育、旅游、慈善、生态农业观光、医疗养生、文创产业……在温州人的生活中,更是处处闪现着台湾元素。     

社会变迁中的农民工与现代化启蒙

媒介是加速个人和社会现代化的强大工具，农民工从媒介稀少的农村走向媒介繁多的城市，自身面临着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的巨大困境。对农民工群体开展以“使用媒介”为重点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担当对其进行现代化启蒙的重任。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可以依靠各大学中存在的学生志愿者组织或社会实践团体开展实验性行动，并通过农民工与乡村社会的天然联系发散影响，带动提高媒介的有效覆盖面和深度普及率，从而加快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启蒙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

黑格尔、阿多诺都将现代社会不自由的根源追溯到启蒙的主体同一性。黑格尔将启蒙看作绝对精神自我辩证发展过程中一个有待扬弃的意识形态环节,阿多诺则要求以“非同一性”来打破一直就潜伏在西方文明起源处的主体同一性,以期获得自由和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深入揭示生活本身的辩证结构,才能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才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途径和现实的力量：而启蒙辩证法作为生活辩证法的一个层面．本身根源于生活辩证法并因之而得到说明。     

启蒙、虚无主义与后形而上学

启蒙开启了主体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使人成为世界的中心与根据,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却是虚无主义的肆虐,理性成为最大的非理性.克服虚无主义的各种努力大多数都局限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而问题的实质却是: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资本的必然逻辑.当主体形而上学遭到批判,后形而上学思想开始编织人们的信念与逻辑之网,但这种思想能否经受住资本同一性逻辑的侵蚀?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保持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希望.     

《老子》哲学“德”论探赜

在《老子》哲学产生之前,德就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且有着久远的发展历程。《老子》第一个把道提升为哲学概念,明晰地阐述了道与德的辩证关系,并对德给予了多角度的描述。由于落实区域的差别,德在老子哲学中一方面表现为道的功用,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层面的德。最终德通过虚、静等达到向道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