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二代”群体的成长现状与教育培养路径——基于温岭市“民企二代”调查问卷的分析

民企二代群体能够健康成长、顺利接班、再创辉煌,无疑是众望所归。然而,在养尊处优、舒适安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群体,能否担当起企业的重任乃至社会的责任尚不得而知。在当前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代际传承和转型升级的关节点上,国人对民企二代群体的成长状况,既寄予厚望又感到担忧。课题组选取我国东南沿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岭市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民企二代的思想形态及其行为选择进行初步分析,提出了加强民企二代群体教育培养的对策建议。     

民工“二代”犯罪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民工“二代”在沪犯罪日趋增多,造成后果的恶性程度不断加剧,若不尽旱采取有效措施,必将对今后几年城市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避免人为的民工第二代“边缘化”;职能主体的触角应向基层延伸;建立衔接帮教制度;净化网络环境,加强对低层次消费场所的治安管理。     

“元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加强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间的协作共治,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不成熟和市场的不发达,容易导致“治理失灵”。“元治理”理论为重新审视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必须明确定位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协调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公民参与和多元主体合作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再论社会公平正义——基于社会“拼爹”现象的政治学思考

2010年在一系列官二代、富二代的网络事件频发过程中,拼爹一词迅速蹿红,网民戏称拼爹时代到来,拼爹事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公平被破坏,社会不公平的代际传递和社会有等级化的危险。我国正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二代问题频繁刺激人们的神经,已经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采取形成共享价值观念,约束一代的权力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等各种措施,防治拼爹怪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多重渐进转型

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具有多重性和渐进性的特征。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农业社会、传统行政和封闭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工业社会、现代行政和开放社会。受上述转型的影响,社会治理在模式上、行为上、目标上、主体上和层次上表现出独有的特征。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官二代”和“贫二代”职业发展内隐刻板印象研究——大四学生和在职人士的比较

采用刻板解释偏差（SEB）的方法,对大四学生和在职人士关于“官二代”和“贫二代”职业发展的内隐刻板印象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大四学生对“官二代”和“贫二代”职业发展持有明显的内隐刻板印象,在职人士不持有明显的职业发展刻板印象;大四学生将与“官二代”职业发展刻板印象不一致的结果多归于个人的内部因素,将与“贫二代”职业发展刻板印象不一致的结果多归于外部情境因素;大四学生的性别和专业对“官二代”和“贫二代”职业发展的内隐刻板印象不存在显著影响。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城市二代移民犯罪问题研究

随着进京务工人员的日益增多,跟随父母进城的务工人员子女也越来越多,我们称之为城市二代移民。各省市数据显示二代移民误入犯罪歧途比例不断攀升。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认为,城市二代移民犯罪行为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防治二代移民犯罪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社会工作者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视角,致力于帮助犯罪二代移民分析并重构社会支持网络,以将其犯罪的诱因降到最小、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多元模式的评价与反思——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分析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七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模式仍然存在实现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不足,重管轻治、重政府治理轻社会协同,法制化治理缺失和虚拟社会管理探索不足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要通过进一步更新观念、建设基于社会公正的制度规则、利用大数据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由人治转向法治、建立涉及民生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政府—公民合作的协同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措施来完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城市管理“济南模式”的创新与启示

随着济南市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管理逐渐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高发地带,也为社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课题。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突破口,济南市树立"为人民管理城市"的全新管理理念,努力创新和优化城市管理,被高度评价为城市管理的"济南模式",成为我国转型时期创新城市管理的新范式。同时,"济南模式"也留下了继续思考和探索的空间,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管理及社会管理的水平,必须树立服务型的管理理念,加快城市管理的全国性立法,不断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实现城市管理由政府管理走向公共治理。     

论“逮捕必要性”与“社会危险性”的错位——对刑事逮捕中“八二现象”与“二八现象”的一种理论阐释

近年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逮捕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逮捕率仍远高于不捕率。诸多类型案件逮捕率甚至高达80%,不捕率却仅有20%。然而,贪污贿赂与渎职侵权类案件有时逮捕率仅有20%,不捕率却有80%。究其原因,与逮捕必要性与社会危险性的错位及社会危险性的拆分与异化有重要关系。为此,必须厘清社会危险性的内涵及其与逮捕必要性的逻辑关系,立足于案件基本事实,动态、全面、综合地判断是否存在社会危险性。同时,还应明确有逮捕必要性是逮捕决定的正当依据,社会危险性只是逮捕必要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的路径——以浙江湖州行政审批服务为研究对象

行政审批作为政府管理的一个方面,必须在从传统的官僚制层级审批转变为无缝隙的立体服务型审批的过程中,寻求一种新的审批模式和一整套有别于传统的制度原则,才能更好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浙江省湖州市行政审批改革为学界研究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创新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可以通过湖州案例,研究行政审批的转型过程,来探讨行政审批改革的路径选择;进而提出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创新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改革的路径回归公共服务。     

“水环境社会治理与十三五社会建设”研究笔谈

社会治理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关乎百姓权益、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第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治理的新挑战。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集权管制型政体向分权开放型政体转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     

“菲佣”现象对我国三非案件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公民雇佣菲律宾佣人的情况越来越多。外国人在中国非法就业有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原因。根据目前外国人在我国违法就业行为看,可以划分成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市场经济型,二是生存目的型,三是犯罪倾向型。在新国际形势下,应把握好外国人就业活动新规律,制定和完善政策法律法规,更好地规范外国人在中国的就业市场。     

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公正、全面、均衡的网络治理模式。我国要推进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建立适应和谐社会需要的全新社会治理模式。     

公民社会成长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从“管理”到“治理”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社会公民组织壮大,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国全能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日益凸现出局限。而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治理理论引进,无疑预示着我国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变革。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挑战与变革

治理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它强调多元的分散主体达成多边互动的合作网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面临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化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新形势,社会治理应成为未来社会体制建构的基本形态。本文对治理的基本内涵、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改革路径进行了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考察——社会管理创新系列研究之六

五位一体是党的十八大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的总体布局,具有很强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对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来说,其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引领我国未来社会管理领域向社会协同治理方向迈进。     

管制刀具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警务创新

管制刀具管理是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工作。由于刀具生产工艺简单、隐藏和携带方便,极易成为犯罪分子实施暴力犯罪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刀具管理模式历经几次变革,不同时期管制刀具的监管模式不仅体现了管理职责分工和具体管理手段,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管理力度和强度等监管态势。面对新的反恐防暴形势,当前管制刀具管理工作仍然面临法律规定滞后、监管体系不完善和管理方法落后等现实问题。公安机关只有深刻剖析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打破现实困境,积极开展警务创新,改进监管模式,创新管理手段,才能有效遏止管制刀具带来的危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