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

有别于通常对Constitution的宪章和宪法理解，本文集中关注宪制，即一国的政治性构成，以及为促使一国得以构成和发生而必须以制度回应的核心政治问题。通过对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中世纪和近代英格兰、美国以及古代中国的宪制实践和经验进行简要比较分析，本文提出至少一些重要国家的宪制问题是不同的，而古代中国的宪制问题具备自身的特殊性。     

洛克的宪政设计方案辨析

洛克是开创近代宪政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对人的自由、法治、权力分立等诸多宪政理念进行了阐述。由于洛克常识性的用语和简明的行文风格,使得对洛克的这一宪政设计方案很难给出一个系统而融贯的说明。一个完整的宪政理论往往包括一种宪制的创生、它的内部构造和对它的守护方法。与此相对应,洛克的宪政设计方案的内容分为前后相连的三个部分:首先是根据多数人原则和委托理论来阐述宪制的创生;其次是根据社会同意原则对立法权与执行权进行双重规制以形成宪制的内部构造;最后为人民的反抗权和人民的品格对守护宪制的作用。从整体上看,洛克的宪政设计方案可以归结为一种以保证权力和政治自由的共存为目的的动态多元最高权力体系。     

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

本文以宪法与革命为主题,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立宪建国及其不同路径给予了理论探讨,尤其对洛克、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宪制问题提出了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辨析,并进而勾勒了中国百年宪制的革命建国历程。本文认为通过革命而制宪,宪法终结于革命,宪政出场,革命谢幕,革命的反革命是现代宪制的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各自实现了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而法国大革命则陷入激进革命的震荡之中,至于现代中国的百年宪制,这个革命的反革命还远没有完成。     

第二代宪法问题——如何讲述美国早期宪政史

“第二代宪法”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提出,意在超越现有的关于美国早期宪法史的主流叙事.在由第二代宪法所组织起的早期宪法史叙事结构内,“代际”是宪法叙事的基本单元,美国早期宪法史由主流的“建国——重建”两阶叙事转化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三代叙事.传统的两阶叙事讲述的是一种“转型”故事,即重建对建国宪制的再造,而三代叙事则关切由第二代国家构建者所开创的守法道路,关键问题呈现为第二代是如何在漫长的建国时刻中守护并且传承原初宪制的.生活在“内战前”,美国第二代国家构建者所面对的结构性难题即是建国者通过制宪所规定的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联邦共同体.他们的政治求索未能挽救美国免于内战,但在守法主义的宪政视野内,他们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一代人.在三代叙事结构内,第二代与其说是“失败”的一代,不如说是“悲剧”的一代:他们面对着联邦党人宪制所遗留的建国不彻底难题,却无法启动制宪权进行宪制续造,而只能在原初宪制框架内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治标而不治本的妥协.     

原则与法律的来源——拉兹的排他性法实证主义

解读任何一位重要的法理学家,都不止需要一种解经式的典籍阅读的耐心,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对其置身的法学主流思想变迁及其背景的宏观洞见能力,所以任何重要法理学家都有被误读的可能,但也有被反复咀嚼的必要。本文志向宏大,通过选择解读法理学家拉兹的理论,意欲在当今法理学主流变迁的思想纷呈中截取一段具有象征意义的思路,加以透彻的评价,从而传递出有关当代法理学核心论域为何的一种信息。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了背景分析方法,并力图在一种骨架探索的策略下点描拉兹的核心思想,因而不无启发意义。作者认为,拉兹是在“德沃金对哈特”的那场当今法学领域至关重要的学术论战的激发下,以一种回应型姿态,维护和发展正统法理学的理论。针对德沃金提出的原则理论以及由此展开的对于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赋予以承认规则支撑的法律规则体系以确定性和与政治道德的区隔性的努力的颠覆式批评,拉兹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发展一种“排除性实证主义”的强硬立场(与科尔曼等人的包容性实证主义的妥协立场不同)对德沃金进行有效的反批评。这一立场的关键是,应在根本上否认德沃金有关“原则是法律的组成部分”的主张,因为通过“社会来源命题”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原则并不具有效力因此存身在法律之外,由此可以关上德沃金试图打开的法律与政治道德沟通的大门,从而维护法律实证主义的纯粹性。     

立法法理学探析

立法法理学是针对传统司法法理学而提出的研究立法的新的理论进路,法律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是理解立法法理学内在逻辑的核心链条。自由是立法法理学的微观基础,政治的环境则是其宏观背景。立法法理学应当在实践哲学的框架内进行把握,即一方面要重视实践理性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使立法者遵循立法法理学的原则、遵守立法者的义务;另一方面则要认识到德性标准在选举立法者中的重要地位,重视立法者自身德性的培养,特别是立法智慧的培养。前者是“规则主义”的立法法理学,后者则是德性主义的立法法理学,二者共同构成立法法理学的完整图貌,不可偏废其一。     

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理论诠释——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法理学在三十年的发展中逐步从萧条走向繁荣,从理论的单一化走向理论的多元化,并且在理论前提的变迁中日益呈现出自主性的品格,这表现为法理学的知识面貌、思维方式、论证风格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法理学在培育人们的理论思维、指导部门法学、构造法律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衡量法理学是否有用的重要标尺。中国法理学应当发展出自主性的法律理论,这就需要法理学融合多元理论、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理念并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创造真正具有独立性思想品格的法理学。     

试论《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 ,1 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几乎和 1 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一样 ,具有划时代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说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是因为她宣示着一个崭新的人类历史时代 ,即独立、民主和人本、民权的时代到来 ;说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是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她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不变的基本精神 ,即自然正义和平等自由的精神。美国后来的国运 ,美国今天的国力在《独立宣言》宣示之时就已经注定和断定。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价值定位与取向 ,作为那个时代的思想产品 ,《独立宣言》独树一帜 ,震撼世界。但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思想史发展的一个结果 ,美国的《独立宣言》并不独立偶然 ,并不是美国人自己冥想沉思的产物 ,她实际上是人类思想的体现。看看美国短短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就会发现 ,美国所以能有今天的国家实力和世界地位 ,这与她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和思想忌讳 ,善于学习和敢于创新有密切关联。如果说学习先进文化 ,美国人是做得最好最成功的。当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已经是一方霸主和强盛帝国时 ,当他们为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辉煌骄傲陶醉时 ,美国及其思想与文化还不存在 ;美国人从建国之初一无所有 ,到现在应有     

古代罗马共和国宪制探源——世界第一次立宪主义的实验

本文通过对古代罗马共和国宪制的渊源、构建和理论蕴涵的探讨 ,试图揭示其宪制成功运行的内在“制衡”机制的原理 ,并对其宪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所创制的诸多原则进行研究 ,阐明罗马共和国作为世界古代的一个政治实体 ,存在了 50 0年 ,无愧是肇端于希腊人继之由罗马人充实和发展的世界第一次立宪主义的实验。这一范例 ,对现代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发展成为“立宪民主制”即人民享有对国家事务和政治参与的权利 ,同时国家权力也受到有效制约和控制的宪政体系而言 ,其历史效应是不可磨灭的。     

孟子人性发展观及其法理意义

每一种法律与政治理论都以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为起点,孟子的自然主义性善论提供了不同于"理性人"的人性学说。结合认知科学的最新进展,由孟子自然主义人性论道德哲学中可尝试提炼儒家规范美德法理学主张。这种规范美德法理学不同于传统的伦理自然法和自由主义权利法理学,它把公民美德的发展与实践作为法律的核心价值,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法律为公民个人美德发展与实践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它不但批评了通行的现实主义人性观,更为寻找自由法理学和伦理自然法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供了理论启示。     

霍姆斯法律思想的现代性分析

霍姆斯是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社会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奠基人,他的很多观点深刻而又易于引起争议。＂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与＂法律是一种预测＂是他最著名的法律观点,而在法律思考中采用的＂坏人＂视角与＂严格区分法律与道德＂的方法更使法理学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重新认识霍姆斯和他的法律思想对于今天的法理学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理论建构──《法理学教程》评介

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理论建构──《法理学教程》评介姚建宗现代社会处于一个法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如何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及法制建设的若干共通性问题作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的概括和总结，是摆在中国法理学工作者面前的急迫而艰巨的任务，有中国特色...     

实用主义的法官法理学*--透视霍姆斯大法官的司法哲学

奥利弗·W.霍姆斯是美国法理学与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经百年,他的司法哲学仍然意义深远地影响着美国的法律思想与司法实践。在霍姆斯的司法哲学理论中,法官的首要职责是遵守代表多数方的立法,即使立法存在缺陷;然而,对立法机构的尊重,并不是因为法院缺乏发现事实的能力,而是法官在裁判时不得依赖个人对事实的认知。在其撰写的司法意见中,霍姆斯为言论自由与结社所做的辩护与其对优势社会力量或立法的尊重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古典的司法自制理论与狭义的司法能动主义,共同构成了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理学,这是一种美国法律本土背景下的法官法理学。     

什么是《法理学》?

我们现在开设的这门课程——法理学是法学基础理论的另一种叫法,或者说是法学基础理论的简称.这门课程在五六十年代,曾叫做国家与法的理论,其内容既包括国家问题、政治问题的基本理论,也包括法律问题的基本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不弄清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也看不清法律问题.所以把国家与法放在一起、在其紧密联系中来研究其基本理论,有合理因素.但法律问题又不等于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它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弄清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也不就等于弄清了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弄不清又会影响国家问题、政治问题的弄清.在当时(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比较强调国家问题、政治问题,而对法律问题重视不够,最     

从权利保障看"分权制衡"的宪法原则

"分权制衡"这一宪法原则是人类在国家政治领域建设方面的重要成果.分权制衡的理论及其在制度设计上的实践,对于限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保障人民权利、推进民主法治和政治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分权制衡的制度表现因各个国家的国情而各有不同,然而这一政治思想本身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意义,一个国家若想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     

全球化视野中的法理念变迁

法律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传统的法理学理论是以民族国家为时空背景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必然产生法理念的变化.从法的基础、法的本体、法的价值这三个方面对全球化视野中的法理念的变化作了初步探讨,并指出互动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法的基础、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互动而生成的多元秩序是法的本体、人权观念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是法的重要价值观念.     

“一国两制”理论与澳门法制的理性契合

一、“一国两制”理论是新型的政治法治化思想（一）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是一种新型的思想，这是因为它有充分的时代依据，体现充分的时代精神。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应运而生。在它的指导下，１９...     

论决断的类型化——在政治与法律之间的考察

由于施米特并未准确地将其1933年《法学思维》中的“决断”限缩为1922年《政治的神学》中的“狭义决断”,并无限放大了司法裁判之中的非理性因素,最终导致了其决断论以“广义决断”侵蚀了其具体秩序论,从而导致施米特否定了自己的具体秩序论。经由对施米特“狭义决断”生成史的考察,可通过区分制宪决断、其他纯粹决断与宪制决断的方法来化解困境。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是宪制决断的背景,通过对施米特与卢曼思想的比较,借鉴卢曼的组织决策理论,可将宪制决断区分为法律系统中的司法决断、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决断与立法决断三种类型。在我国宪法语境下,制宪宣示可明确我国宪法中的宣示内容、宪法修改与制宪权的关系,以及明确维护国家安全决断的定位,从而被兼容地应用于我国宪法语境之中。     

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

国家中心主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突显出来的理论反思形态,它通过主权概念把政治、社会、法律等社会关系通过其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主权和市民社会为主题的法理学研究中。某些自然法、实证法以及法律社会理论都显现其倾向。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完善之设想

自由裁量权也是一种权力,但又区别于普通权力,一直以来是法学界争论的重点。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曾经在《法哲学导论》中指出:“几乎法理学的全部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自由裁量还是严格规则……”在我国,自由裁量权是指行为主体在法定期限内就行为的条件、方式和程序等作出合理选择的权力。检察官作为行使国家公诉权的特殊群体,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的同时,由于现实情况的多样性,也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