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研究

在我国,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新时尚。为解决当前"垃圾围城"的困境,对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况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学界关于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垃圾分类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独角戏",更需要公众、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通过对公众行为、企业利益、政府政策等涉及垃圾分类系统工程各个方面的分析,建议地方政府应采取提高公众参与度、引导企业发挥积极作用、加快立法健全相关制度以及完善内外部监督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能力。     

公共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研究——基于31省级、38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分析

作为一项关涉社会民生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纷纷落地。以政策扩散为理论视角,对我国31个省级、38个地级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演进体现出如下运行机理:在时间维度上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随时间变动呈现S型扩散曲线,目前处于曲线第二阶段,即快速增长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邻近效应,同区域内政策先行地区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在具体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垂直影响,包括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和自下而上的吸纳扩散两种模式;在主要内容上呈现出效仿与创新失衡,以简单效仿为主,政策创新性不足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历时多年,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何以从引导转向强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了从自愿性和混合性过渡到强制性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工具的转变是由政治、财政、管理和技术四个维度的因素驱动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能型政府”的重现,而是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民关系的平等性这两大特征,凸显了强制性工具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不断优化的政策执行模式。     

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思考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需要地方政府的有效贯彻执行。史密斯模型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有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四个方面。政策本身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首要因素,执行机构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根本性因素,目标群体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内在动因,环境因素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外部条件。     

我国高等教育事权的演变、经验与启示——央地关系视角

高等教育事权关乎高等教育领域的央地关系,是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权围绕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断探索调整,从高度集中统一于中央逐步发展到分级管理、以省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权不断扩大,事权的法治化进程加快。高等教育事权七十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宏观调控和省级教育统筹,全面推进依法治教,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案例研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在上海正式实施,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以及其可行性受哪些条件的制约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使用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在借鉴国内外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这一特定主题可概括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强制性工具在垃圾分类中的适用性由地方政府和政策网络两组变量决定,其中前者包括地方政府能力和政策营销两部分,后者则由网络规模、网络的开放度、权力关系、凝聚性和连接性等五个具体变量组成。通过对江西省东阳乡和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两地的垃圾分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能力是强制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能力强且政策网络适宜时可适用强制;地方政府能力强但政策网络不适宜时,通过良好的政策营销可以减少来自政策网络的阻力,进而使强制分类可行。除本文探讨的主题外,社会治理与垃圾强制分类、差异化的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营销重塑政策网络等问题都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基于社区治理视角的城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研究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是一项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它影响着民生福祉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城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存在垃圾生产主体数量巨大、生活垃圾分类监管权责不对称、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等问题.建议根据垃圾产生的典型场景分类施策,将垃圾分类监管职责下放到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共产党员的榜样作用,引导全体社区居民养成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     

中国青年政策执行过程的初步研究--史密斯模型的一个解释

中国青年政策执行过程中"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存在着互动关系,而造成青年政策执行现状的本质原因是利益互动,要改善青年政策的系统环境,最根本的是要从利益的角度分析,在四个方面分别采取对策.     

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机制与效果研究——基于42个试点城市的定性比较分析

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对城市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主体和情境维度的分析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2个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和政策情境的交互影响使试点城市政府呈现不一样的政策行为。其中,负责政策推行的职能部门发挥关键作用;纵向压力、横向竞争、前期政策制定经验和官员变更等因素形成组态效应。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建立,需关注城市的资源条件和制度环境,引导多元政策主体参与,形成多维度动力耦合机制。     

央地关系下深圳样本的风险缓冲：结构、过程与机制

中国之治的深圳样本是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典范。在央地关系的国家叙事中,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深圳样本的激励机制,本文则关注深圳样本的约束机制,即在不完全委托代理央地关系结构下深圳样本的风险缓冲问题。基于文本资料研究发现,为获得试点政策在广东省范围内的快速推广复制以及收获深圳样本的溢出效应,广东省积极支持和保护深圳的改革发展,在中央与深圳市之间发挥了重要的风险缓冲作用。正是在这种差异性互惠机制作用下形成的风险缓冲,为深圳样本创造了良好的改革和发展空间。风险缓冲的解释弥补了单方面强调激励机制的不足,从而使得对深圳样本的解释更加完整,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理论。     

央地关系视角下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践及其功能定位——兼论新时代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效性饱受学界诟病,论者或从备案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模式等视角提出解释.然而上述制度主义的解释视角,忽视了制度所处的动态变迁的央地关系影响和塑造了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这一事实.实际上,从央地关系这一语境化的视角出发,基于集权-放权模式考察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生成史与演进...     

乡村治理中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画家村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对城市垃圾的消纳,垃圾围村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对于解决污染问题进而改善生态环境意义非凡。南京市六合区画家村垃圾分类政策的有效执行,得益于当地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社会资本。当然,由于社会资本增长乏力,也使得垃圾分类政策的继续执行存在较大的阻力。为了推动垃圾分类政策持续有效执行,必须进一步夯实和巩固当地的社会资本。     

分税制、地方公债与央地财政关系的深化改革——基于立宪主义的视角

关于是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近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如果认真分析建立在1994年分税制基础之上的央地财政分权所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破解地方债务黑洞的最为根本且亟须的策略并非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而是要依据立宪主义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在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允许地方发行公债，不但不利于地方债务的化解，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风险。     

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及其创新——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学理分析

政策执行是政策循环中的关键阶段,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而政策执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选择和设计有效的政策工具。作为政府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环节的政策宣传,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政策宣传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引导性工具和劝诫性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工具、手段和方法,具有政策信息传播功能、政策行动引导功能和政策行为劝诫功能。同时,政策宣传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其对于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又有着现实限度。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政策宣传应随着其政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包括：更新宣传理念、改进宣传方式、创新宣传体制、优化宣传环境以及提升宣传效果。     

“先行先试”的次优绩效及其扩散机制——以W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为例

"先行先试"作为政策试验和政策推广的摸索过程,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较为普遍。研究发现,"先行先试"并不总是追求最优绩效,中央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与地方的工作重点不一致时,政策执行者往往倾向于通过"锦上添花""造点"等方式打造个案式的政策亮点,而不会投入大量政策资源以取得令中央满意的、可推广的政策绩效,其目的在于实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次优绩效。因此,要想发挥"先行先试"的引领辐射作用,就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创新政策工具,提高公共决策科学化水平,减少地方政府追求次优绩效的策略行为。     

利益博弈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失灵问题研究——基于我国房价调控政策执行现状的思考

利益博弈是研究公共政策问题极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利益的博弈过程,本文以房价调控政策为例,分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元影响因素,并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探讨了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试图研究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公共政策过程分析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落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特别是政策执行来分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探索解决政策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提高政策有效性、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公共政策过程分析,必须从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的重新设计,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才能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     

公务分权：中国央地关系改革之关键——改革开放三十年公务分权发展的初步考察与评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央地关系的合理建构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这对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应对各种危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也依然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理清国家公务与地方公务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