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干部驻村”是在村民自治乏力的背景下,国家介入乡村社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机制,兼具理论逻辑和实践价值。从理论逻辑看,“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党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理论逻辑,不仅推进了国家乡村治理目标从围绕实现村民自治延伸到聚焦“治理有效”,也体现了执政党强化“基础性权力”取向下的“党建引领”。从实践价值看,“干部驻村”通过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国家力量、目标任务的政务属性、治理过程的规范化,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干部驻村”通过重塑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夯实经济基础、增强参与意识、重建公共空间,实现对村民自治的赋能。     

旧传统“制度化”：制度变迁视角下的“驻村第一书记”探究

从“农村工作队”到“驻村第一书记”的不断再生产囿于国家宏观政治社会环境,更嵌于乡村社会环境变迁历程,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多领域交融下制度变迁的过程和结果。动员和组织乡土社会以达成党和国家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是贯穿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主线,而党建动员社会则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机制,是政治社会发展变迁的本质特征。在党政统合下,兼备政治机制与行政机制优势的派驻干部辅以资源联动机制和情感融通机制,通过自身独特的组织和政治特性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最终演变成一种相对稳定和较为成熟的制度,并且该过程呈现出了常规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之间复杂微妙的“制度化”平衡。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     

基层减负的内生性结构困境与治理路径

实证研究发现,权责结构的非对等性、信息结构的非对称性、目标与考核结构的偏移性、资源结构的非均衡性这四类结构性要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基层负担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其中,权责结构配置严重不对等导致“权力超载”与“责任超载”、重复管理与责任推诿现象;信息结构的非对称性导致文牍主义、变相的权力化归;目标与考核结构的偏移性与资源结构的非均衡性共同导致了形式主义、政策执行过度或者不到位。治理基层减负困境需要通过正式制度结构的完善与变革、发挥非正式制度结构的正向潜在作用。     

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     

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分析

基层是国家制度传导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是制度优势最直接的体现。新时代十年来,我国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信息公开、垃圾分类等基层治理中的制度优势彰显不足。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是国家治理的应然逻辑,转化过程中的动态机制、信任关系都会影响到制度执行的效果。单纯以制度执行力评判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略显偏颇,制度之所以具备优势,在于其能体现公平正义、呼应人之需求。而不同人的利益追求、目标取向、认知结构均不相同,这导致基层治理中制度出现适应性问题。经由理论层面的合理补充与实然层面的动态修复,融合执行力与适应性,有望打通制度优势、运行机制、信任支撑、治理效能的闭合回路,从而加快制度优势向基层传导,并反向以基层治理效能倒逼各类制度优化完善。     

超越政策动员:"合作治理"何以有效回应竞争性制度逻辑——基于X县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制约,如何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动员与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是一大难题.从中国地方政策执行实践来看,部门执行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短期兴奋剂效应与常态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罅隙,依赖行政权威的政策动员与竞争性制度逻辑不相适应.通过追踪X县流域治理行动,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制度—行动者—机制—结果"的合作治理框架,可以揭示竞争性制度情景中,不同行动主体策略性互动产生政策动员的诱因,也可提出超越政策动员的整体性合作治理的要求.     

干部高配制度：一种权责均衡的治理机制——基于鄂西经济发达镇的考察

化解乡镇权责失衡难题的关键是通过治理机制创新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面对经济发达镇治理事务总量多难度大、干部激励手段欠缺、条块分割矛盾凸显等负重运转困境,干部高配制度的出现推动乡镇从权责失衡走向权责均衡。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在科层体制内部构造出层级分明的政治激励结构,充分调动了党政主职、乡镇副职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主体性,积极推动乡镇各项治理任务扎实落地;另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打破了乡镇政府与上级部门条块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常规化配置,促使二者从平级协调关系转向层级压力关系,激活了经济发达镇协调体制内资源完成特定治理任务的能力,成为制度化破解条块分割矛盾的有效路径。干部高配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体制提供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式权力支撑,同时也离不开其与科层体制的匹配性及与基层社会的适应性。     

超大城市政区治理:演进逻辑、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大国治理典型代表的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遇到了超大城市及其伴生的大型社区、开发区以及超级社区等超大型空间治理的挑战。行政区划作为中国特有的空间治理工具,其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梳理我国超大城市政区政策发现,其演进逻辑呈现狭域制到广域制、小区制到大区制等特点,而超大城市政区治理则在行政区域、行政建制和行政层级等方面面临制度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超大城市政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制度结构、非均衡依赖与基层治理困境的再生产——以居委会减负悖论为例

基于国家治理方略的要求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的需要,各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的机制、路径、模式。但是,诸多旨在消解传统治理体制与基层生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却不断遭遇一个现实,即大量的基层治理困境正在不断创新的实践中被再生产出来,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居委会减负悖论现象,试图呈现出基层治理困境再生产的机制与逻辑。研究发现,减负的制度安排使得居委会与社工站形成了竞争性关系,居委会在原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旧制度的延续与新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堕距中,居委会采取了主动行政化的策略来重新建构与强化其与政府的非均衡依赖关系,结果导致其负担再次加重。     

从技术治理到制度建设:网络反腐的路径选择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反腐正成为信息化时代反腐败的一种新形式。由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优势、不断增长的公民参与意识以及传统利益表达渠道的不健全,网络反腐这种技术治理的手段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并且在反腐败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反腐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让这种技术治理的手段走向制度建设,才能让网络在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边界形塑与制度创新:业主有效自治的实现路径

业主自治是社区有效治理的重要方式.业主自治首先需要厘清治理边界,强化边界认同感,形塑业主共同体,形成业主自治的社会基础,以业主QQ群的实名制管理为有效手段.将业主共同体这一治理基础转化为业委会治理能力是推进业主自治的关键.维权行动是强化业主集体行动能力的载体,也是业委会治理能力的具体表征,为业主自治奠定正向循环的效益激励.达成一致性意见是业主QQ群形塑业主共同体与推进维权行动的公共性前提,涉及业主自治的协商性机制,即业主扩大会议的制度创新.因此,业主有效自治的实现路径为:遵循现实治理背景,通过业委会构建公共性协商平台,调动业主参与事务协商的积极性,发挥公共性治理优势,激活业主自治,实现城市陌生人小区向熟人生活空间的成功转型.     

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渡性特征、困境与路径突破

中国当前仍处在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期。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解析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期面临的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以及转型期的过渡性特征及困境,有利于在新历史条件框架内生成相应的制度供给,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中的过渡性特征集中体现在转型路径的空间分岔,其形成有深刻的政策背景和制度支撑：一是土地财政体制对经济弱势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推力”;二是超大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隐形排挤”;三是现行政策下中小城镇“拉力”不足;四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预期不确定。城镇化路径的空间分岔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两大新困境：一是背离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应有之义;二是中小城镇人口结构失衡,发展后劲不足。为此,必须积极寻求破解路径,聚焦“增权赋能”的理念和目标深入进行各项相关制度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