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哲尔目的行为论研究

<正> 汉斯·威尔哲尔(Hans Welzel,1904—1977)是德国卓越的刑法学家和法哲学家。他在刑法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目的行为论理论。这不仅动摇了传统的行为论(因果行为论)的权威,而且影响了整个刑法学体系。正如日本著名刑法学家木村龟二博士评价说:“当今写刑法总论的人,无论是采主观主义立场还是采客观主义立场者,如果不论述目的行为论,就不算是完整的刑法总则体系。” 一、威尔哲尔的目的行为论主要观点 (一)“目的行为论”的含义 “目的行为论”一词,在德文中是“finale Handlungslehre”。日本学者有的将其译为“目的行为论”,也有将其译为“目的行为理论”。德国刑法学家叛兹格(Mezger)认为。目的行为论,是关于行为概念的“目的论”(finaler     

宪政视野下的大清新刑律——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解读

杨度从宪政的高度看待大清新刑律，使得晚清刑法典论争从法理与礼教的问题之争转向国家与家族的主义之争。在时代的语境中，“个人”通过“国民”这一概念而被国家所吸纳，国家主义乃是看不见独立人格的国民主义。杨度以进化论的观点，将家族视为国家之敌，但对破坏家族是否就能培养出合格的新国民，缺乏充分的论证。他的主义之争加剧了新旧两派的裂痕，使得共识难以达成。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理论支柱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矗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地基上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理论大厦，其由“全面依法治国论”“法治体系论”“法治轨道论”三个理论支柱所支撑，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最稳固的体系结构。这三个支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范式性、体系性的理论精髓。“全面依法治国论”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革命、法治系统工程、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定位。“法治体系论”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中国特色法治理论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轨道论”阐明了法治轨道如何明确法治的正确道路、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它们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内，生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应运而生又独具匠心的时代标识。     

“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文物返还问题探析

文物作为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体,极易通过多种途径流失。在流失文物的返还问题上一向存有“文化国际主义”与“文化国家主义”两种对立理论,本文从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介出发,认为文化国家主义才是国际社会应有的正确理论态度。同时通过对两种理论在现有国际公约中的各自体现的讨论,最终揭示出国家主义所处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摆脱这一困境的建议。     

日本国宪法的60年与宪法修改问题

二战之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一直存在着被强加宪法论与自主制定宪法论的争论。保守派政治家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一直围绕宪法第9条主张修改宪法，并促成了国民投票法案的通过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宪法修改应该使宪法的基本原理与现实发展相契合并有利于宪法的发展，而绝不能悖逆于宪法原理，弱化宪法的存在意义。战后的日本政治史可以说是“宪法固定化”的过程。要不要修改宪法，对于哪些条款进行怎样的修改，应该由国民来做决定。     

日本警察的组织建设与侦查

本文作者于2002年11月参加了日本警察厅在日本全国唯一的警察大学校举办的第二期“中国公安部侦查干部研修班”的20天学习。作者在对日本强有力的警务建设和工作感触深刻。应本刊邀请,作者将赴日学习考察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论视听资料

一、视听资料的概念及其特点视听资料是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运用到诉讼活动中来的一种新的证据种类。它不仅是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且在刑事诉讼中也同样适用。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迎来了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为中心的三论世界，视听资料就是把电子计算技术、激光技术、核能技术等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组成的一种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证据制度。它主要通过电子计算机的贮存资料和数据、录音、录相的资料等，来证实案件的客观事实。视听资料是一种可靠性比较大的证据，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用来直接证明案件的事实。     

日韩司法制度改革概述

在日本，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法律》（即所谓的“裁判员法”）；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规则》（即所谓的“裁判员规则”）。根据日本司法改革的进程，上述立法确立的裁判员制度将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诸实践。目前日本的法院、律师协会、大学都在为该项制度的实施进行积极的准备。     

近代日本的刑法学派之争及其特色

日本近代刑法理论经历了从明治初期的折衷主义到新刑法前后的新派理论,再到之后的新旧两派的“学派”之争,并在二战后逐步走向扬弃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论上的争论始终与立法变动密切相关.同时,在论争过程中,既可看出群体性对抗,又可领略个人的魅力.日本近代的刑法学派之争,虽受德国影响,却又展现出明显的本土特色:新派理论先行于旧派且较为彻底,旧派理论则出现了折衷的倾向,主流理论更显示出国家主义的立场.     

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移植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将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组成部分。然而，“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仍然以“融贯论”作为“真实”的标准，有未肃清的客观真实情结。融贯只是案件事实“真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在真理观和价值观方面大异其趣。我国证明标准应从“融贯论”标准向“真”之信念观、从价值中立向道德责任、从实证主义向社会构建论转变。     

日本刑法学会第67次年会简况

日本刑法学会第67次年会于1989年6月10日至11日在北海道大学举行。这次年“海上交通事故和过失犯论”;“滥用职权罪”;“收贿罪——以职务权限论为中心”;“从诉讼法的观点看公务员的职务犯罪”;“个人秘密的刑法保护”;“法国刑法改正事业的基本构思”;“因果关系”;“责任能力”;“晚期医疗与刑法”;“保护消     

邓小平“共同富裕论”探析

邓小平“共同富裕论”探析张彩丽于春明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主线和核心、出发点和归宿点。围绕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主要提出了五大著名论点，即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目的论、本质论、根本原则论、根本特点论和道路论。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五论”，对于澄清重大理论是非，消...     

公共选择理论与司法权的界限

本文运用“法和公共选择”这种新的研究方法 ,以日本的有关判例和学说为素材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分析了统治行为论、立法裁量论及其理论根据 ,为探讨基于该法理的司法权界限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出了在中国架构违宪立法审查制 ,将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拟制分离的初步模式设想 ,并指出了将法和公共选择的研究方法适用于有关司法审查的广泛领域乃至所有权力运作过程并进行更为全面和仔细的考察 ,对于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权力配置问题的重要意义。     

面向新时代的日本科学技术国际交流战略

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日本各机关纷纷围绕各类主题制定面向新世纪的新战略。日本的“科学技术会议”（即日本的科技领导小组）于1999年1月设立了“研讨ZI世纪社会与科技的恳谈会”，从各个角度来探讨未来的科技，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将反映到2001年五月政府机构改革后正式成立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政策中去。日本的“国际交流战略研讨会”，以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中心，新近提出并发表了有关国际科学技术交流的中长期战略。虽然该“研讨会”只是日本科技厅主管国际合作交流的科技振兴局的咨询机构，但是提出的战略建议仍具有一定的…     

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反思

重刑主义思想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来已久。几千年来,“治乱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典”被奉为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要旨。高度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以国家主义为前提,以刑法工具论为基础,以重刑主义为主体的刑法思想。重刑主义就象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一直在国人的心中游荡。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与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并彻底地根除重刑主义这一幽灵。     

“总论在后”的法学教育方法改革探讨——读史尚宽先生的“民法全书”有感

史尚宽先生(1898—1970)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德国,1927年返国,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考试院秘书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是“民国民法”的起草人之一。1949年去台后,任教于法商学院、东吴大学。1952年任“考选部长”,1958年任“司法院”大法官,1969年“任司法官训练所”所长。史尚宽先生的著述近千万字,涉猎的领域包括民法、宪法、行政法、劳动法和刑法,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具学术价值的当推其“民法全书”“。民法全书”包括民法总论、债法总论、债法各论、物权法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约420万字。199…     

温和之美 稳健之力——览大塚仁先生《刑法概说》有感

如果说我国刑法教科书具有“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中国特色的话,那么日本刑法学界的教科书则基本上是“单兵作战”的成果。所以,与我国刑法教科书传达共识的风格迥异,日本刑法学教科书则更多地以张扬个性为快意。诚然,很难在这两种教科书编制模式之间作出孰优孰劣的评断,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日本刑法学教科书能够让我们更为直接、全面、透彻地浏览和把握刑法学家个人对于刑法学基本理论的完整而独到的见解。近年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大仁先生的《刑法概说》(总论、各论)就是这种成功的范例。当然,将大先生的《刑法概说》…     

"被害人承诺"还是"被害人同意"?——从犯罪论体系语境差异看刑法概念的移植与翻译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犯罪论体系中，“被害人承诺”的概念专指一种针对故意伤害与毁坏财物的违法阻却事由，并不能涵盖所有得到被害人同意的情形。如果忽视我国大陆通行的“四要件”理论与日、台犯罪论体系的结构性差异，仅仅移植“被害人承诺”的文字表述，需要付出很大的改造成本，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也易产生误解。相比之下，无论目前的犯罪论体系是否变革，“被害人同意”都是一个多面兼顾的概念。本文通过梳理“承诺”一词的移植史，一方面为“同意”的用法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对于近年来国外理论引入过程中，仅仅重视新鲜术语本身的表述形式，却常常忽略概念的实质内涵和体系性地位的“徒有其表”的术语移植现象进行反思。     

死亡的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决定权——中日安乐死问题的比较研究

日本的安乐死研究重视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有轻视“经济负担”等外在社会利益因素的倾向。而我国恰恰与此相反，过于关注“社会医药资源的合理配置”等外在社会利益因素，缺乏对患者“自我决定权”这一内在因素的深入研究。其实，“自我决定”与“社会决定”分别是允许积极安乐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用二选一的方法，舍弃其中的任何一个原理来建构安乐死合法论是行不通的。只有将“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决定权”相结合，才能从刑法理论上顺利解决安乐死问题。只有当两者都符合时，积极安乐死才是合法的。     

论辞退

论辞退范进学一、辞退含义析由于各国习惯做法上的差异，对辞退的称谓不尽一致。法国称“辞退”、“解雇”，美国称“辞退”、“解职”，日本称“退职”、“离职”，等等。不管称谓如何，辞退一般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权利意义上的辞退，即作为用人单位要求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