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性论

中华文化的道德智慧集中在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中，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儒家道德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形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在此我们论述儒家德性论当然尽可能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原生形态中领悟道德智慧，提炼思想精华。儒家德性论内容博大精深，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多个层面的解读，本文仅就儒家德性论的几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民权与平等:论“儒家式民主”的理论开展

儒家思想与民主制度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维护他人的权利是儒家本有的"仁"之思想应有之义,而民权即是仁道之政治实现,也是仁道之最大化。儒家"仁"之思想中的恕道以及以仁为基础的"天命"、"民意"思想可以发展为对民权的维护。礼所要求的"谦德"可以视为一种积极的平等思想。"礼"在尊贤意义上的差异性是儒学现实主义的表现,是对政治哲学独特之贡献。儒家思想资源可以给现代民主制度提供更加坚实的道德与伦理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式民主的缺陷。     

“国际儒学论坛·2010: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0: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巴西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专家学者围绕"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的主题,从儒家的社会政治理论、政治智慧、中西政治哲学比较、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等几个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对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启迪与借鉴价值。     

《乐记》:先秦儒家乐教谋思

《乐记》是我国古代儒家音乐理论专著,它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总结和集大成,基本内容包括:乐的起源与本质;乐对人心理的影响;乐对人们的政治教育与教化功能等。本文以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对《乐记》进行解读,剖析先秦儒家乐教的思想精髓。阐述了乐教对民众的政治与道德教育思想,规范人们的社会人伦道德标准,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天人和一"的和谐观,可以说《乐记》是谋划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巨著,许多内容都是为皇帝歌功颂德;《乐记》中的乐教思想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政治谋略,也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证史论。     

谈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中的经与权

经权问题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是儒家道德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经的本义指织造物的纵线,引申为直行、南北行走的道路,后扩展为常道、常规、原则;权引申为两种涵义:一是权势、权谋,二是权变。在儒家思想中既有对经的坚守,也十分重视权变,并且,经与权各有其道,经不离权,权不离经。经与权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如何"知常而应变"的问题。因此,儒家的经权思想对于现代的道德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君权牺牲品:先秦儒家道德的变异

先秦儒家把道德本质定义为人应有的自觉价值取向,提倡以德治国。但是为了生存,先秦儒家不得不向君权低头。后世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先秦儒家道德理论进行了改造,如拆分先秦儒家道德理论中"治身"与"治世"的联系;假借圣人的名义,把统治者打扮成圣人;无限放大"治身"的自律作用等。被改造后的儒家道德与先秦儒家道德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异,最终沦为君权的牺牲品。     

牟宗三对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现代重建

现代性造成道德与知识的紧张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牟宗三会通儒家心性之学和康德哲学,用"一心开二门"的哲学架构,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肯定良知,确立德性的优先性,又给知识以恰当的安排,是牟宗三穷其一生对现代性所作的积极回应。道德形上学的重建无疑再植了儒家思想在现代性中的智慧灵根。     

人性与儒家政治文化方向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个学派。儒家思想经汉、宋、明诸儒的改造而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官方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正宗的儒家政治文化与被官方或世俗化的儒家政治文化有很大差异。本文论述以前者为依据。一、政治原本人性人性论是先秦诸子政治文化的起点和基     

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评述

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文化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儒家伦理道德建设体系的基石。孔子开启了以＂知耻＂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道德荣辱观的源头;孟子明确提出了＂荣＂＂辱＂的概念,对荣辱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阐述;荀子则是系统论述道德荣辱观念的先秦儒家代表,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由他而基本形成。     

为政以德——“以德治国”的另一种诠释

时"以德治国"的一般理解即是"用道德治国",但在同一文本形式中还可以理解为"道德地治国".前者是"以德"的工具性使用,后者是"以德"的内在性使用.本文将借鉴新儒家的理论线索,来探寻儒家思想中"治人"与"修己"的区别,最后辅以西方现代正义理论中正义行为与正义动机相统一的难题来证明现代政府的德治首先是要求政府修德,然后才是人民的修德,所以应该说"以德"的内在性使用逻辑先于其工具性使用.     

儒家的经济价值观

一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不仅深入地渗透于佛教和道教之中，而且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儒家思想体系并没有对经济方面的直接论述，但我们可以从儒家对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阐述中，把握到儒家的经济价值观。笔者认为，儒家经济价值观的内容主要有：（１）生产上重农抑商，以德为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经济思想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展经济方面的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儒家经济价值观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则是以民为本。儒家认为，“民为邦本，本固…     

先秦儒家的政治道德理念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时期,儒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经纶天下的气概,积极探索着治国安邦、平治天下的政治良策。他们在建构自己独特的政治学说———伦理政治时,将"以德配天"、"亲亲尊尊"、"德治仁政"、"天下一家"等作为政治道德的核心理念。这些政治道德理念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先秦儒家政治道德理念有先天的缺陷和致命的弱点,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士、道统与政统——从教化的视角看古代儒士的历史作用

传统儒家士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礼治"的社会,而"教化"则是这一理想的实践层面。通过"教化"移风易俗,建立一个"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秩序,一直是儒家所追求的"道"。道德与政统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结合,对王权构成一定的调节,但王权的专制性决定了它注定要超越这种调节,成为用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化儒家道德符号,这不是儒家知识分子教化政治的本意。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王权政治下从来都是有限的,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古代儒士阶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道"——一个沉浸在礼乐之中的世界的追求。     

“道德律令”与“反求诸己”

"道德律令"和"反求诸己"分别是康德和孟子伦理思想的重要观念。康德是德国乃至整个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家之一,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继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通过"道德律令"和"反求诸己"这两个观念的分析探索来理解康德和孟子的核心思想,以进一步揭示西方哲学和中国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     

论儒家道德境界的多重性——以孔子“仁”学思想为例

由孔子发展出来的仁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孔子那里,作为儒家理想道德人格基准的仁与人的具体德性品质和才性品质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即仁必藉后者方能显现自身,而后者亦必依仁方能成全自身。在此基础上,儒家道德成就乃表现为一个个逐次发展的阶级,其道德境界呈现出明显的多重性。此一理解有助于人们深入领会儒家道德思想的系统性,避免极端化认识。     

论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对普遍伦理的历史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 ,被概括为忠恕之道。儒学经典著述也极力倡导忠怒之道。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的发展 ,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都对忠恕之道的内在合理性根据和外在价值评价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论证。在倡行普遍伦理的当今世界 ,儒家忠恕之道及其理论论述 ,既作为一种道德认识和伦理反思 ,又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将为我们关于普遍伦理的思考提供具有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的思想资料。     

汉法律的儒学转向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尽管汉法律迟至唐代才最终完成儒学的进程,但在汉代已有儒学的倾向,诸如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的价值观念、以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解释法律条文和指导司法实践、儒生注释解说法律条文等。法律是法家理性行政的支柱力量,最初曾为儒家激烈反对,而从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学进程,一方面表明儒家向政治行政领域的积极扩张,另一方面则表明汉行政系统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吸收和消化。     

魏晋时期儒学的生存及其在道德重构中的作用

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体系,以儒家礼法名教为主要内容,以儒家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然魏晋之际,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崩溃,汉代以来的传统道德陷入危机之中,反道德现象弥漫风行,士人对反道德问题予以深刻的思考,为道德观念的恢复和道德规范的重构提出了新理论,如王弼、何晏的"道本儒末",向秀的"儒道为一",等等。这些新理论对儒家思想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在建构过程中有所吸收与发展。     

礼法之争下的严刑峻法

儒家推崇"礼治",法家则重视"法治"。因而谈及严刑峻法,人们往往联想到法家的重刑主义,而忽视儒家思想对于严刑峻法的影响。为更好地探寻我国刑法严刑峻法的历史渊源,有必要从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两个角度切入分析。     

论积极推进儒家道德向现代转换

儒家道德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于这样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精神给予重大影响的道德遗产,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现实价值的开发.而儒家道德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使自己完成由传统现代转换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价值.因此关于推进儒家道德向现代转换的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笔者将从儒家道德向现代转换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推进儒家道德向现代转换的主要方法三个方面对该问题作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