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权发力

2010年6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就报告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向应邀到会的财政部有关官员开展了“专题询问”，这在全国人大议政史上尚属首次。     

询问权发力

2010年6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分组审议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就报告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向应邀到会的财政部有关官员开展了“专题询问”，这在全国人大议政史上的尚属首次。     

询问权发力

2010年6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就报告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向应邀到会的财政部有关官员开展了“专题询问”，这在全国人大议政史上尚属首次。     

专题询问须有备而“问”

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相继开展专题询问。如何才能确保专题询问真正取得实效呢？笔者认为，专题询问会前应当做好充分准备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吴邦国委员长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讲到“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时指出：“根据监督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决定的精神．今年我们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要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     

专题询问值得称道与期待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时进行了专题询问。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多位负责人到会认真回答常委会组成人员询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进行专题询问。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代表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钱袋子”问题首次开展专题询问，兑现了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对代表和全国人民作出的承诺。这一做法也为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知情监督作出了表率，值得称道。同时，也十分值得期待。     

对专题询问监督形式的若干思考

2010年6月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开展9次专题询问,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也赢得了广泛赞誉和好评。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再出发,强调不能走过场,去形式化,向更高质量迈进。     

也谈专题询问与代表询问

201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了专题询问工作,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完善监督工作的重要探索,两年来从“问钱”、“问粮”、问医”,再到“问房”、“问教”．无一不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政府持续推进的工作重点。丰富和拓展了人大监督的形式和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也相继开展这项工作,     

专题询问 激活人大监督权

＂2010年,全省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有多少？效果如何？＂＂2010,全省教育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位次如何？＂……2011年7月21日下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就2010年陕西省财政决算报告举行专题询问,陕西省财政厅、省审计厅负责人到会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询问。当天的专题询问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联组会议形...     

专题询问提升人大监督力

2010年6月24日和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第16次会议分别审议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和国务院关于粮食安全工作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开先河，先后启动了议政史上两次专题询问。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全国人大频频“专题询问”，不仅使地方人大常委会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专题询问示范效应

加强对解决民生问题的监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监督工作一个亮点。在继续开展跟踪监督、专题调研、公开审议意见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推出改善监督“新招”——专题询问。2010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表示，“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     

对专题询问的认识和思考

201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启专题询问,随后,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纷纷参照其做法开展这项工作。从省级人大常委会米看,2010年上海、湖北、安徽三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率先开展了专题询问。2011年,共有2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针对26项议题开展了专题询问;2012年,又增加到24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和30项议题;2013年大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了这项工作,上半年就有27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就63个议题进行了专题询问。     

走好中国自己的路

《人民日报》2012年3月11日刊登马永的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要立足中国的实际，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这段话，是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民事法官询问权探析

体现适度职权主义倾向的民事法官询问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克服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缺陷的同时,由于规制不足,难免导致法官的不当滥用。本文在认真考察法官询问权的内涵、性质和功能以及对法官询问权的规范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检视我国法官询问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应从三个层面完善,即在当事人与法院协同发现案件事实的庭审构造中,从理念层面明确法官适度询问的同时,赋予当事人申请权与异议权;从立法层面,对法官询问对象及范围进行规制;从实务层面,明确若干法律适用问题。     

设计对实施的向往--对询问权、质询权的审视与反思

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的30余年中,2010年这一年,因“询问、质询”两个关键词。显得格外不寻常。     

专题询问应在问准问透上下功夫

询问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审议工作报告或议案时,向相关国家机关询问、了解相关情况的一种方式．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行使询问权是人大依法履行职责、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重要形式。自201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专题询问以来,     

完善规范人大专题询问之我见

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方式。专题询问是询问的衍生和拓展,是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重点地集中开展的专门询问活动。四年多来,地方人大纷纷学习借鉴全国人大经验,积极开展专题询问,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并日趋成为广泛运用的监督方式。制度设计的权力由闲置到“激活”,是智慧和胆识,是与时俱进的求索,依照制度原理有效实施才是法治、善治的真谛。如何完善并规范专题询问,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和建设性、促进性作用,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效果,应该说既是需要探索提升的实践问题,也是亟待强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期待更多的专题询问涌现

相对于询问而言,专题询问由于没有更多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并能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易于取得监督实效。全国人大看重的或许正是专题询问的诸多优越性。然而一直以来,专题询问这种监督方式却并未得到广泛的运用。在全国人大首次开启专题询问后,公众期待在全国人大的带动之下,能在各地兴起一股专题询问的热潮。     

认真行使专题询问权不断提升人大监督新境界

专题询问是各级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常委会会议期间审议议案或报告的时候，向有关国家机关了解情况、实施监督的一种方式，目的在于深入全面地了解情况，切实提高审议的质量。县级人大常委会如何行使专题询问权，怎样才能用足用好“专题询问”这一监督方式，不断提升人大监督的新境界，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春天的序言

2011年3月14日上午九时一刻左右，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庄重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通过’”时，整个人民大会堂瞬间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动摇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在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