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建构的样态选择

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是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府与社会内在逻辑关系看,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在厘清我国社会治理体系逻辑架构基础上,未来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应围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自我管理、调节能力而展开。     

论中国法治政府理论的逻辑理路

法治政府理论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篇章,是一种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理论,直接作用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从理论逻辑来看,法治职能是政府各项职能的立足点。在中国,法治政府理论经历了从“法制政府”到“法治政府”的深刻转型过程,这种变化也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特点与改革需要。从历史逻辑上看,法治政府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法治从一种政府治理的工具式手段转变为今天渗透国家治理各部分的自觉选择。从现实逻辑上看,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体工程,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立场,依法行政是其核心命题,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以问题为导向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安排部署,在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诸多发展创新。适应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着力解决从政府职能定位到行政权力运行中的决策、执法、监督、公开等环节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于实现十八大确定的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垂直管理”问题的思考

垂直管理在摆脱地方政府对行政执法的影响和干预方面确有好处,但不具有普适性,也不是最佳办法。加强和改善地方行政执法,一要确立法治权威,强化地方政府法治管理;二要探寻建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三要加快推进行政问责制及科学考核体系的建立;四要构建新型公共管理体制,促进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法治与自治: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主体,对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具有重大的功能意义。在当前社会治理体制下,管理制度、资源结构、参与制度的行政化倾向使之难以获得独立性。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缺陷、自我治理能力欠缺导致其自治机制运行不畅。独立性与自治性的二元困境要求我们要以法治化与自治化为基本路径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法治与自治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二元逻辑互动的结果。两者并立共存,从而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二维特征。要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要统合法治与自治方式,共同推进政府改革与社会建设,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有机统一。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要求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加深对法治的理解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已制定240部法律、722部行政法规；北京市制定了142部地方性法规、251部地方政府规章。     

投资社会资本:地方政府维稳的应然选择

社会资本是地方政府维稳的重要资源,地方官民社会资本存量的高低直接构成了地方社会稳定程度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社会资本的总体发育还不够成熟,地方政府要切实做到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大力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加强对地方官民双方公共精神及法治理念的培育,并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完善维稳机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保障民众合法权益的切实实现.     

整合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地方治理可区分为全能治理、自主治理、整合治理、协同治理四种类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整合治理依托于公共部门及其组织体系,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整合治理不同于中国改革之前的全能治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合作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存在社会组织行政化的问题。推进政府向社会赋权,将是新一轮地方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     

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地方政府在两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合适选择,对于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和构建两型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将由单中心的政府管制工具走向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公共行动工具",同时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一定要与经济、制度和技术因素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相适应,从而实现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组合化、动态化和本土化。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庆创新

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指为了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旨归,对施政理念和价值取向重新定位,系统地对政策路径、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方法改革创新。重庆着眼于产业发展一体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建设大众化、人居环境生态化、政府管理民主化等开展民生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体现了创新性与继承性、系统性与针对性、科学性与民主性、超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重庆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具有明显的政治动因、体制动因、组织动因和经济动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谋求民生幸福;二是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和保障;三是民生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我国地方政府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新起点上共谱地方法治建设新篇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质的飞跃为地方法治建设设定了新的起点,赋予了新的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法治建设应该在新形势下坚守法治精神,彰显地方良法善治;秉承法治理念,提升地方治理能力;落实法治GDP,引领地方经济发展新常态;整合法治力量,推动法治一体化建设,以此为我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实现发挥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     

影响地方政府进行治理制度创新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制度不断完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影响制度创新,影响地方治理发展。影响因素包括几大方面:制度创新的主体困境;体制机制问题;文化影响;公民法治思维等。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构建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的路径的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重塑：大都市发展的治理逻辑

政府是推动都市发展的关键性力量 ,都市形态的发展 ,必然要求政府形态的跃升。通过政府重塑形成有效能的政府 ,必须形成新型的都市治理结构 ,建立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是都市治理的价值取向 ,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作是都市治理的基本要求。中国的大都市治理结构要在机制上得到落实 ,必须从都市管理革命出发 ,提升大都市政府的管理品质和管理能力     

论我国公益创投项目政策决策逻辑的理论解释——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扶持呈现出如火如荼的趋势。文章认为,地方政府基于社会治理框架下设计出台公益创投项目等实现对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政策回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公益创投政策文本的分析,通过对地方政府样本及其扶持政策逻辑起点、治理绩效逻辑、外部回应逻辑以及监管逻辑等方面的探讨,文章得出地方政府出台公益创投扶持政策决策逻辑的理论解释:既是政府内部治理改革逻辑与社会体制改革逻辑的博弈产物,又是对社会组织发展、社区服务支持和社工人才三者之间联动发展,实现"三社互动"的产物。     

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在坚持法治政府一般原则的前提下,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有其特殊性:实现民族事务治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权行使的双重法治化。结合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特殊性,构建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做好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以及提高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能力三个方面的工作。     

社会治理中政府行为的受控性和有效性

当代社会治理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而政府在社会宏观治理层面无疑居于主导地位,扮演着既是管理者又是服务者的双重角色.现代社会管理学认为,无论是管理还是服务,都有赖于相应行为主体的主动性,都有赖于相应行为规范的制度化.而中国政府建设服务型法治政府的奋斗历程,深刻表明了在法治状态下追求政府公权的受控性和有效性这一必然趋势.社会公众对公权受到控制和公权提供服务的强烈吁求,必将大大推动政府走向具体法治与具体善治的统一.为此,应当努力构建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公众参与制度,努力提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行政能力,努力完善权利救济的各种途径.     

政府公共性视角下的公益与逐利双重性——基于优质基础教育择校政策的案例分析

公益性是探讨政府公共性的逻辑起点,但政府行为中也包含逐利性因素,政府公共性限于特定的边界内并具有公益逐利双重性。基于优质基础教育择校政策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性是有边界的,政府公共性在公益性与逐利性的缺失、分离与统一中逐渐彰显。在公共性边界外,政府逐利具有合理性,但应控制在促进政府的公益性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限度内。政府公共性边界现象的政策意义在于:公益性边界的勘定遵循边界内公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的逐利效率无法通过民主实现;善政不仅要遵循民主法治逻辑,还要遵循经营逻辑;应注意"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