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非典”——非典危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上）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为了在我国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法律制度,国务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在总结前一阶段全国防非典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2003年5月12日正式公布施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部条例的紧急出台,可以说是因非典而起,为抗击非典而量身定做,它从酝酿之日起便备受世人瞩目。一、《应急条例》的指导思想和立法目的…     

法眼看非典（下）——非典危机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

四、关于卫生部门职责的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作为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部负有重要职责。《应急条例》明确规定:①卫生部要在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领导和指挥下,按照分类指导、快速反应的要求,制定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实施;②卫生部要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报告规范,建立重大、紧急疫情报告系统;③卫生部要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立即向国务院报告;④卫生部要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通报和信息发布工作;⑤卫生部要对新发现的突发传染病,及时宣布或提请国务院宣布…     

试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制建设

本文简要介绍了有关国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有效反应机制与立法 ,认真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根据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新规定 ,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立法为起点进行探寻,深入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现状,着重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治理方式、政府应急处置制度、生物安全以及生命健康权、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四个方面,分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所面临的法律困境,并针对此困境提出立法建议:强化法治的方式、政府的治理能力及建设能力、生物安全...     

试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制建设

本文简要介绍了有关国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有效反应机制与立法，认真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根据实践经验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新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处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法律制度提出了建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体系建构

近些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屡有发生,并且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上呈逐步扩大之势,正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新的严重威胁。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直接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而且深度影响着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构建科学合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体系成了当前和今后长时期摆政府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构建合理的行政应急权力的法律保障机制十分必要。现代法治的终极目标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实现限制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平衡便成为核心问题,对此应当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民权利应当限制和保护的范围,建立有效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我国近期面临的一场艰难战役.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涵及特点,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对其危机管理所取得的进步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我国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高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SARS与变法——关于社会危机、社会共识与法律变革的法社会学思考

SARS带来的冲击和变革是全方位且意义深远的。研究为什么危机可以推进和促成变法这个命题 ,其理论价值并不因SARS已经远离我们而有所减弱。变法是通过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对社会利益的进行重新分配。变法的目的 ,旨在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 ,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政府与公众在利益上处于双赢格局 ,这是变法共识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行政权力的特殊性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时,由于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严重性等特征,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行政权 力除具有权力的一般性质外,还具有其特殊的性质。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权力的特殊性质有助于各级政府及相关 机关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正确、合理、有效、及时地行使权力;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制定好有效而合理的紧急预案、做 好平时的演练,以更好地防范于未然。     

“非典”危机中的政府职责考量

处理各种危机或突发性事件，维持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是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和必备能力。面对此次异常严重的“非典”危机，中国政府表现出富于大局观的形势把握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但也暴露出政府发布疫情信息一度不够及时、缺乏透明度，整体协调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反应机制以及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应加快推进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回应和保障公众的知情诉求；从体制上增强政府对非典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疆化对权力的制约和责任的追究；在充分履行政府职责的同时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交流，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系统，从而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完善公共管理体制，提升公共管理能力，体现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的本质要求。     

制度危机与刑事司法系统的应对

随着制度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内生变量所起的重要作用,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针对制度引发的社会危机,考察了社会危机对刑事司法系统带来的冲击,对刑事司法系统功能失效之原因进行了解析,从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内在属性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制度引发的社会危机期间刑事司法系统的重新定位和改革措施。     

我国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法律策略探析

对我国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国内法律策略进行探析,提出八种解决措施:强制许可、平行进口、专利权的例外、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BOLAR例外、禁止反向支付、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予以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医药专利审查制度——"事先同意"法律制度。其中前四种措施是国际社会上一直以来倡导的主要措施,后三种是新的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法律措施,其创新点在于:第一,呼吁将禁止反向支付纳入法律,并与BOLAR例外相结合使用,促进仿制药品的尽快上市;第二,将公共健康、医药品专利以及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三者紧密相连,通过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予以知识产权保护来应对发达国家的医药品专利;第三,"事先同意"法律制度是巴西提出的一种旨在保护公共健康,应对医药专利的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是涉及医药品专利的申请都必须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公共卫生监督局的公共审查,并且国家公共卫生监督局有是否授予专利的最终决定权。     

“非典”防治与法治理论研讨会综述

20 0 3年 5月 30日 ,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及西南政法大学四家单位联合主办 ,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了“‘非典’防治与法治理论研讨会”。围绕在处置公共危机的过程中 ,政府、社会、公民以及新闻媒介等的角色、职责、权利等问题 ,与会者就依法行政、信息公开、行政应急处置权、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与救济、强制隔离措施的运用与完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通过依法防治非典 ,促进科学发展 ,促进法治的发展     

论我国公共应急体制的再改革及其法律问题

2003年SARS危机之后,我国的公共应急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并不彻底,没有完全实现应急资源和应急力量的实质性整合,这种不彻底性及其后果在新近的突发事件应对实践中屡有表现。因此,在短时间内,我国的公共应急体制还将面临着再一次改革的任务,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真正建立起多元化的应急组织体系,彻底打破"条块分割",以建立一体化的应急指挥体系,明确应急管理的权责重心并以此为基础理顺纵向的府际关系。*     

法人制度与民法人格权编的体系构建

人格权编的构建是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争论焦点之一 ,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为促成人格权立法的突破 ,本文没有沿袭学者们的惯常思路 ,而是从全新的视角将人格权与作为民事主体制度重要内容的法人制度相联系 ,分析法人民事主体地位的取得及其人格权利的确立对构建民法人格权体系的影响 ,为这一理论争议提供了解决方案     

西部大开发与重庆法治建设

西部大开发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的,健全的法制既是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条件,也是其必要保障。本文从重庆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述了法制建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对西部大开发中法制建设的几个中心问题时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现实需要、伦理因应与法律安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2019年底在我国爆发并迅速扩散,引发了全国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为实现特效专利药品的充分供给,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最为高效的选择,不仅可以消解药品专利市场运营中所固有的“反公有地”悲剧,同时也可以有效规避药品专利国际合作中技术劫持与贸易倾轧。对于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和与人为善的有益性原则两项伦理准则的遵循,保证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伦理正义;而对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申请主体扩展和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补偿标准细化两项法律完善举措的采取,则使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机制克服了自身缺陷,能够在实践中有序运行,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化解提供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