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后中国乡镇治理的新问题

本文主要探索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乡村治理结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乡村治理结构问题成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在此形势下,如何设计城乡统一税制,解决我国城乡治理出现的新问题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其中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乡镇财政危机与乡镇综合治理问题是税费改革后乡镇建设的两个着力点.     

推进国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规则的现代化

正推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是对"管理"的扬弃。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治理国家不再仅仅是国家机关的事情,各个社会主体都应当担负起相应责任,做到各尽所能、各尽其责。在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方面,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把市场问题更多地交由企业等市场主体解决;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培     

中国梦—民生梦—幸福梦:从理论逻辑分析到现实建构——解读“民生中国丛书”

<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之本在于厚民生。民生改善如何,民众感受最深。当代中国民生问题之复杂,解决难度之大,堪称举世无双,但今日中国所谓之"民生问题",其意境已明显然不同于往昔,也不同于他国。当前,民生问题已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着重解决的重点问题。"中国梦"就是"民生梦",对民生问题的求解正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民生问题该怎样解决?中国将     

“增长陷阱”与收入分配治理

人均GDP正接近5000美元的中国,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也进入了"增长陷阱"密布期。空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贫困性增长陷阱"之虑和"非均衡性增长陷阱"之忧;时间维度看,中国正面临"低福利、低消费陷阱"之困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险。发展经济学在揭示"增长陷阱"这一现象后,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即收入分配治理。中国在"陷阱"密布期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依靠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内外兼治,差距与不公兼治,彻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即国际上顺势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国内则需多种手段兼用,才能实现标本兼治。     

广东 确定职能定位 理顺内部关系

在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中,广 东的改革走在前列。目前, 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并取得了明显成效。解决政企政事政社不分 机构改革的工作重点在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广东省编办负责同志说,有效解决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关键在于理顺两个关系:一是要在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基础上,研究解决市县与乡镇镇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理顺市县与乡镇的事权关系,明确各     

道德分工论视角下的难民问题分析

难民危机是实现良好全球治理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难题,围绕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国家对作为共同体外部成员的难民是否负有援助义务。道德分工论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这一解释模式认为,国家体系是出于"使所有人得到保护"这一道德目的而建立的,因而每个国家都负有对世界上所有人的一般性义务,国家体系也就应当对难民的成员资格进行再分配。内在价值和分配正义构成了成员资格再分配的重要标准,前者决定了国家体系应当将难民安置进能接纳其价值导向的国家,后者则意味着无论在技术合理性还是道德合理性层面,对难民成员资格的承认不能破坏接纳国"从一种合理的角度来看符合分配正义"的前提。但是,仅仅考虑保护难民的因事责任并不足以杜绝难民的产生,只有从因果责任出发建立对破坏良序社会者的问责机制,才能真正解决难民危机。     

乡镇改革:历史困境与道路选择

乡镇改革先后经历了"社改乡"的"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减员增效下的"汲取型"与"服务型"乡镇和后税时代的多元模式,但不同时期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都存在着治理目标和具体实践效果相脱节的共同问题。而要改善乡镇体制使之适应农村建设的大局,就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改革的历史变迁,以探索新时期乡镇改革的出路。     

科技下乡更要注重后续服务

正科技下乡特别是专家送实用技术下乡,对于解决当前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农村科技人员不足的问题非常必要,几乎有"吹糠见米"之效,因此一些地方组织的农业专家送科技下乡活动,或者在农闲期间举办的农业科技培训活动,农民朋友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据观察,有一些地方的科技下乡培训收效并不明显,甚至出现农民听众中途溜号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科技下乡活动仅仅是办个培训班,搞几个讲座,结果     

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效益、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心在于改革当前农村土地制度,而土地流转是其改革的主要方向。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目前仍处于较低层次,存在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流转收益低、流转过程不规范和土地流转期限短等问题。为此,要平稳、有序地推广土地流转,严格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规范土地流转过程,创新土地流转形式,并积极探索土地流转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论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政困境

乡镇政权是县以下压力型体制的主要载体,它必须按照政府下达的指标完成各项任务。在压力型的运行体制下,乡镇政权的角色扮演与村民自治的要求出现严重冲突,导致乡政异化。乡政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乡政制度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病医脚”,应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乡政的体制病灶,最终通过积极推进宏观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     

作为终极意义上的悲剧——读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一位学术大家的魅力,往往首先并不在于他的专业训练,而在于他为学的“气象”。“气象”小者,往往会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苦用他们的智力,或挖空心思,寻找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企图借方法之魔力,补其心智之不足。“气象”大者,则立意高远,行文质朴,从大处着眼,恰如其分地把握住问题。运思起来毫不费力,却充满了智慧和洞见。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问题、悖论与出路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基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各地陆续进行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在范畴上,基层管理被狭隘地界定在社区层面;在结构上,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党的作用未摆正"的误区;在机制上,存在"社会管理行政化"和"服务外包简单化"的局限。由于理论预设与现实环境的非对称性,城市基层管理凸显出"主观减负与长期增压、小政府主张与弱社会现实、赋权社会与权力回旋"等三重悖论。总体而言,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凸显出"问题导向"的特征,未触及治理的根本,特别是在社会赋权方面缺乏战略布局。未来改革的出路在于:跳出社区谈基层,做好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衔接;培育社会力量、摆正政党位置,完善基层管理的结构;正视赋权社会,推动城市基层管理社会化。     

高管薪酬的公司治理结构思考

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许多企业步履维艰,大批员工失业而高管却仍能坐收高薪,这一现实引起了我们对公司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思考。高管薪酬的价值目标在于以最低的代理成本换取公司最高经济效益。然而,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要想实现高管薪酬的这一价值目标并不容易。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因此,高管薪酬问题解决的关键还在于公司自治,还在于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设计。     

乡镇政权建设的现状及发展探究

乡镇政权建设是我国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是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乡镇稳则大局稳,乡镇强则事业兴,乡镇顺则民心顺,乡镇通则上下通。税费改革以来,特别是2011年借乡镇机构改革及换届之机,各地深入推进乡镇改革,切实转变乡镇职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需要更进一步地探究。     

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

乡镇基层政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点。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表现为"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下的权责倒挂、基层自治空间被"瘦身"下的治理合法性内卷化、治理资源配置"失调"下乡镇可持续治理动力不足等。协同治理对于推进"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着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通过厘清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等协同治理实践来实现"悬浮"化基层政权的"软着陆"。     

乡镇机构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取消农业税後，中国各地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大规模的改革已箭在弦上。本文对乡镇机构改革试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政府责任、机构对应、交叉任职、公共物品供给、经济职能、乡村撤并、社会稳定以及上级政府的呼应性改革等进行了讨论。     

社会管理创新与农村征地冲突治理

农村征地冲突作为极为复杂的跨界性社会问题,其直接和表层原因在于征地制度的缺陷,而其间接和深层原因则在于离散型的社会管理方式的缺陷。单纯改革征地制度只能缓解征地冲突或起治标之效,唯有在加快征地制度改革的同时,构建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征地冲突协同治理机制,才是有效预防与化解农村征地冲突的治本之策。一、社会管理改革滞后是农村征地冲突的深层原因     

我国“扩权强镇”改革的法学分析

我国"扩权强镇"改革以划分县、乡镇行政执法权为重点,赋予乡镇政府适当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此项改革是政策推动型改革,改革决策主体缺乏调整县与乡镇政府行政权的权力,主要权力下放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进一步推行"扩权强镇"改革,需要推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合理界定政府、社会、市场三者行为边界,实现省直管县和县管市体制,推进乡镇自治。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