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反贫困的基本特点及完善思路

中国特色反贫困的基本特点是政府主导、开发扶贫、改革开放、社会参与、国际合作,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发挥市场作用不够、人力资本投资不够、对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培养不够、对反贫困质量重视不够等问题.完善我国反贫困政策,必须促进政府主导反贫困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充分调动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加快发展贫困地区教育事业,探索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有效形式,提高贫困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政府与NGO反贫困互动合作机制.     

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基于社会资本投资的视角

本文以社会资本投资为研究视角对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并基于贫困的二重性（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认为,物质资本投资主导的政策体系只能缓解物质贫困,人力资本投资主导的政策体系能够预防物质贫困和缓解精神贫困,预防和解决精神贫困需要社会资本投资主导的政策体系;并通过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历史变迁来验证这一分析,发现：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在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资本投资缺失是未能有效解决精神贫困和实现预防贫困的主要原因;进而对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进行反思,并提出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政府反贫困政策创新的路径,即建立社会资本投资主导的社会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的联动机制,     

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医疗保障反贫困研究

居民个体健康水平的下降会使其面临更高的贫困脆弱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然是农村贫困的主因。推进健康扶贫,消除健康贫困,应充分发挥医疗保障的反贫困功能,增强健康扶贫精准度,建立因病致贫数据库,医疗保障政策向农村贫困人口倾斜;建立"四重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专项医疗扶助等制度的反贫困功能,同时加强医疗费用控制。     

人力资本投资与西部农村扶贫

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不容乐观.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农村教育不发达、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农村劳动者技能匮乏与人口过剩并存,扶贫任务依然艰巨.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是西部农村扶贫的政策选择.     

反“文化贫困”战略思考——基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实践

甘孜州文化贫困主要表现在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差、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落后等方面。文化贫困有着强大的辐射力，不仅影响了甘孜州贫困农牧民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等，还直接造成教育科技的落后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从而制约了甘孜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此，应当以政府为主导、以当地民众为主体，采取一些反文化贫困战略，具体包括：注重农牧民自身能力建设，发展教育和科技；重建社会组织体系，推进参与式扶贫；关心文化转型，保护文化遗产。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中国反贫新目标

在中国目前存在的两千多万贫困人口中,一些家庭的贫困已经陷入代际传递怪圈。因此,需要在反贫困战略上作出适当调整。“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防止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新目标,是中国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三大消费群体的演进与消灭贫困

中国的贫困人口可以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进行分析。目前,中国出现了三大消费群体,从其消费特征看,缩小收入差距,消灭贫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采取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加大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措施,逐步使穷人变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转型期我国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成因及对策思考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贫困问题更多的是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但在反贫困工作中，农村老年贫困人口问题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老龄社会的到来，将进一步加大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的严重性。文章分析了导致农村老年贫困的原因，并从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农村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     

信息荟萃

我国正全力构建制度化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近日，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在出席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说，我国正全力向城市贫困问题发起挑战，目前全国已初步建立起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为贫困者提供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其他各种社会服务。城市反贫困行动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实施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去缓解贫困，并逐步创造最终消灭贫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随着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行，现在近２０００万城市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杨衍银说，从近期…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无产阶级的贫困现象、本质和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做了科学、完整的阐释。习近平反贫困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内核、精髓的基础上构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包括话语系统、目标动力系统、内容和实践系统的反贫困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进行深化和发展。     

谨防农村滑入文化性贫困的境地

经过以往三个阶段的扶贫,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同时一般经济增长的缓贫效应在减缓,农村贫困人口正面临可能滑入文化性贫困境地的危险。要解决这一问题,资金扶贫是基础,技术扶贫是关键,教育扶贫是根本。     

山东省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的大规模推进,山东省人力资本存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与形势变化的需要和先进地区的发展水平相比,无论是群体人力资本存量还是个体人力资本存量,山东省都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将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加大我省人力资本投资。     

加强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选择

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投资不足的原因，提出了加强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建议。     

贫困文化对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多层次影响

贫困文化在民族地区的突出表现是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心理消极、主体性认知能力不强以及知识存量低和结构不合理。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和惯性，对贫困主体自身、反贫困制度和政策的实施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主要是对"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郑重承诺的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则主要是对2020年以后贫困治理方向与任务的部署。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我国反贫困事业推向更高阶段。     

中国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杨秋宝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季刊 )１９９９年第４期撰文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积累与创造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贫困的经验 ,可以概括为 :①制度性扶贫。不仅仅把帮助贫困人口解决温饱当作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而且作为一种经常的、规范的制度性行为。②开发性扶贫。它是通过开发经济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依靠科技进步 ,发展商品经济 ,真正提高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能力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③集中性扶贫。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④社会性扶贫。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支持帮助贫困地区的开发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正>(2015年11月29日)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如下决定。一、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使命感紧迫感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     

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帮扶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教育精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模式,属于"造血式"扶贫,它能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在教育扶贫开发工作中,由于存在扶贫对象识别模糊、帮扶项目与贫困者需求脱节、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扶贫资金指向不明、帮扶过程执行不力等问题,当下农村的教育扶贫成效不显著,扶贫效果不理想,乡村脱贫攻坚进程受阻,这将严重影响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的实现。通过转变教育扶贫理念,建立精准的教育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提升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精准实施扶贫项目,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扶贫的治理体系等,可充分发挥教育精准扶贫作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与发展。     

贫困致因及反贫困立法选择研究

贫困由来以久 ,反贫困路途漫漫。对贫困致因做深入的剖析 ,目的是为了夯实反贫困理论基础 ,更好地指导反贫困立法与实践 ;对反贫困立法加以探讨 ,目的是为了能够把反贫困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为持久消除贫困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     

乡村治理劣化对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农村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留守群体的致贫机制及扶贫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变,政府反贫困政策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但乡村良性治理的缺失对新时期扶贫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贫困群体不仅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存量低,而且也缺乏形成社会资本的条件,因此难以符合外部资本的投资获利预期,从而遭遇发展的排斥;并且,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无论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来进行扶贫开发都面临着困境。在此背景下,通过推动农户组织建设,改善乡村治理,以重建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有效降低政府扶贫的交易费用,并使贫困人群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