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

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是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基础和混乱之源,新自由主义既是危机发生核扩散的原因,又是阻挡危机救助的障碍到底如何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呢?认识问题有现象和本质之分。目前,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认识也有现象和本质之分。比如利率政策变化说、金融市场资金充裕说、     

关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指导意见

<正>广州市人民政府文件穗府[2010]29号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低碳经济具有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益等特征,是国际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增长形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选择了以发展低碳经济为主攻方向。     

金融危机下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的范围.然而,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出来.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在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与碰撞中,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协调联动机制建设研究

建设一个功能齐全、设施完善、平战结合、便于组织指挥的协调联动机制,有效整合和发挥各方面社会资源,是适应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和切实提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体制保证。迄今为止,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协调联动机制理论探讨较少,更缺乏可操作性见解。对此,本文专门分析了协调联动机制的建构模型以及运作特征。     

金融危机生活方式的危机

“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无一不在诉说着，美国过度消费的道路是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也逼迫着人们对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     

论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可能径向

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新兴市场和亚洲国家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以及日本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中所经历的萧条和衰退,用传统的危机理论较难给予一个合理、准确的解释。本文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的轨迹出发,对于第一、二、三代危机理论模型进行评述,对危机理论的发展路径进行探索,对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的可能径向,即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找到适合对现代金融危机进行解释和剖析的新一代危机理论模型,从而实现对金融危机理论体系的充实与完善。     

反思管理本质的新视野

管理活动的永恒主题是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管理的本质应当从不同领域的管理活动中抽象出来,这样才对管理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各种管理理论都是力图反映管理本质的产物.要从纷繁复杂的管理活动中抽取出管理的本质,一是要立足于管理活动,研究它们的一般结构,二是要开阔视野,把组织的管理机制与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加以比较.前者凸现出管理中决策和激励的重要性,后者则展现了管理中协调的重要性.因此,管理的本质就是为提高组织活动的整体效率所进行的决策、激励和协调的辩证统一.在当今时代,从全面体现管理本质的角度看,文化管理和战略管理是两种比较好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国际经贸形势呈现新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仍处于震荡调整期。发达国家经济目前正处于不均衡复苏状态,总体仍未摆脱衰退迹象。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相互交织,多边协调机制影响力下降同区域协作加强形成强力反差,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突显．全球治理充满矛盾。鉴于此．世界经济中长期的震荡和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受到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但新兴经济体仍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和经济格局已发生明显变化。     

中国应转向协调管理型自由贸易政策

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成为最大的冲击者和受害者。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贸易政策走向关系到后危机时代中国整体贸易发展,以及能否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转向协调管理型的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把WTO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引向有序化,进而促进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引发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给付行政法基本理论的发展

金融危机作用于经济的同时,也将其影响传导给社会。所以说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应积极运作应对机制。给付行政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必要手段,政府应加以运用以干预金融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同时,政府的给付行政必然要受到法治的约束和指导,而目前给付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凸显不足,面临着挑战,需要发展和创新。     

金融和道德双重危机下的经济模式和道德建构

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本质上都是泡沫引起的,金融危机的背后反应出来的是资本家的道德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风险,金融和道德的双重危机下,凸显“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道德建构的必要性。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过时

经济危机的本质内容和具体形式应当区别开来,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经济体制可以发生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商人资本和信用制度是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但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表现.经济危机对于市场经济形式来说并不是纯消极的.当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关系极度扭曲、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严重畸变的结果:国际社会在以扩张性经济政策摆脱当前困境的同时,必须解决经济关系和制度本身的问题.我国陷入经济危机有其特殊的经济原因,必须实行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应对危机中创新中国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与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机遇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成为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大危机,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和未来的走向,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那么,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模式有什么影响呢?无疑,从现象来看,从2008年下半     

不协调压力理论下的大学生自杀机制解析

大学生感受着来自四个方面的不协调压力：价值观冲突、理想与愿望的差距、相对剥夺感、应对危机技能缺乏。无法缓解的不协调压力会使大学生患精神疾病或使原有的精神疾病加重甚至自杀。缓解不协调压力的有效方法包括社会支持与积极的自我应对。自杀的不协调压力理论是一个较全面解释自杀现象的新理论,对认识与防范大学生自杀有参考价值。     

21世纪美国金融风险动态演进研究——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形运行的维度

基于分形动力学的假设思想,本文构建了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分形运行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实证了21世纪美国金融风险动态演进的后果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在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国际金融风险环境下,协调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形关系,防范复杂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并非易事。     

金融危机本质新解:资本过剩

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次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但考虑到这次危机与以往危机,尤其是古典危机的不同,我们认为,这次危机的本质在生产过剩之外,更合理的解读应该是资本过剩.资本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在资本过剩出现之后,就产生了过剩资本无限增殖与社会总剩余有限的矛盾,矛盾一旦激化就会产生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就是资本过剩的危机.治理资本过剩的危机,凯恩斯主义政策将会面临困境.我国应该合理应对国际过剩资本,并防止过剩资本在国内出现.     

我国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在对协调度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能源—经济—环境“3E”协调度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解析,指出“3E”协调度是定量描述特定地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能源生产、消费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环境承载力、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耦合关系,反映的是区域经济社会运行的质量指标,其大小、状态、分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稳态表征”,是能否实现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决定性因素。文章应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我国不同区域能源—经济—环境“3E”协调度进行了评价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金融危机下经济严重失衡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反思世界各国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种种表现,找出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反思日本、韩国金融崩溃的经验教训,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遏制我国产业"空洞化"的势头;降低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多元化;正确认识金融危机下粮食危机的本质,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国家一项长期战略目标;吸取东欧国家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全球分工与全球性经济危机——基于全球经济均衡分析的视角

2011-2012年欧债危机的出现和蔓延进一步表明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也证明了以下判断: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从全球经济均衡的视角探讨危机的根源和未来趋势可知,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结构危机,回归平衡将是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客观要求和基本趋势,国际经济环境和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     

2012：力争“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历史总是在螺旋式上升,看似面目相似,本质却不同。早在199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同样提出过＂稳中求进＂的基调方针。相同的是,两次＂稳中求进＂的提出都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只是1998年中国遭遇的仅仅是亚洲局部性危机的冲击,诸多领域的未完全开放在国内经济与外部危机之间筑起了一道天然防火墙,那次危机不但没有动摇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反而增强了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