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民主之维、政治哲学之思、理论范式之辨——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的多维价值思考

作为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伟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公共领域问题的学术建构具有多维价值,其中宪政民主关怀、政治哲学定位、理论范式创新、学术价值超越等是其显著的理论特征.这不仅奠定了她在公共领域理论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也体现出她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哲学家理论创造活动的伟大与卓越.     

提升犯罪学实证研究水平

当前国内犯罪学实证研究存在研究过程价值不中立、与基础理论研究相脱节、对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化重视不够等诸多问题。为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就这些问题进行较为客观的反思性检讨,以期有利于犯罪学学科的良性、有序、健康发展。具体来讲,研究者既要处理好开展实证研究与树立科学精神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还要重视实证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加强犯罪学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与合作。     

论法治大学:价值、困境、路径

研究学问,传播与创新知识,服务社会乃大学之使命。法治大学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旨在通过法制的建构保障大学使命的实现。大学使命赋予大学学术自由,而大学自治乃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法治对大学使命之保障首先体现于宪法保障学术自由,其基点是作为学术自由制度保障的大学自治。基于此,法治大学诉求的制度安排,在宏观上为大学外部法律制度建构,这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三种力量间的关系,具体在于调整大学与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在微观上表现于大学内部的法律制度构建,这涉及大学内部成员间的权利保障,以及大学内部的运作。因此,法治大学是一种外在法律制度与内在自治制度之整合治理形态。     

萨瑟兰的不同交往理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不同交往理论＂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萨瑟兰解释犯罪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它在美国犯罪学研究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理论的9个命题出发,可以分析这一理论的积极意义,由此可以得到对我国的有益启示。     

知性之真、实践之真与绝对之真

针对人们对真理、知识的一些误解,通过总结西方关于真理、知识的理论,试图对知性之真、实践之真和绝对之真等西方称作真理的形式做一简单的反思,粗略地区分它们各自的特点、遵循的原理和检验的标准等。知性知识可分为分析的知识和综合的知识两类;它们分别遵循着同一律和综合的原理;分析的知识需要逻辑的证明,例如三段论证明;综合的知识由于是从感性出发的,所以需要落脚到感性的实证。证明和实证,构成知性知识确立的两种标准。按照这两种标准知识确立起来,即为知性之真。实践之知所遵循的是(相对)必然性的原理;它们之所以为真的标准是现实性,即实践之知的成功实现。按照这种标准将实践之知确立起来,即为实践之真。绝对之知是关于物本身的知识。它以绝对必然性作为成真之原理,它的标准就是绝对自身在发展中实现自身的现实性。在绝对必然性中将绝对之知确立起来,即为绝对之真。     

大学生新型学习方法刍议——源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学习之收获

1912年,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的宗旨,于百年后的今天,这条宗旨依然适用。既然要将高深的学术与实践相结合,并恰到好处地运用到社会需要的环节,在这其中学习能力的培养、方法的掌握必不可少。尤其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今天,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方法更应不断改进,以适应时代之需要。基于此,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下简称《马哲史》)课程学习,从学习方法之重要性、《马哲史》课程的学习方法收获及应用、现阶段学习方法不足之处及改进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小议本人对大学生新型学习方法的理解。     

求解“钱学森之问”: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之地＂。它首先应该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并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大学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文化之"根"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近来学界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其实并非对中国古代有否哲学的评判.很显然,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不乏其作为形上之道或"思想之思想"一类属于今天我们所谓"哲学"的内容,对这一点,学者在讨论中并未提出质疑.实质上,这一"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对上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的一次检讨和反思.     

完善法官制度，提高法官素质——访谢勇谈司法改革的现实切入点

谢勇,男,汉族,1958年生,湖南人。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十一届中央常委、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务农,1977年考入湘潭大学哲学系学习,198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后回湘潭大学法律系继续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5年任湘潭大学法律系主任,1996年任法学院院长,1997年4月经全省厅级干部公开选拔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至今。主要业务专长是犯罪学与刑法学,著有《犯罪学研究导论》、《法人犯罪学》、《宏微之际:犯罪研究的视界》等学术专著多部。     

社会结构的失调与青少年犯罪

在犯罪学的研究中,探讨犯罪原因是最热门的话题。国外关于它的理论特别多。西方的犯罪学尤其如此。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有多少个犯罪学家,就有多少种犯罪原因。犯罪学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犯罪原因论的提出也必须符合这一点:一是我国的,即具有我国特色的原因论;二是现时的,即至少能解释现实社会犯罪状况的;三是社会的,即是     

浅析我国城乡文化冲突与犯罪的联系——以进城务工农民为视角

文化与犯罪的关系是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也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犯罪学时需要重点把握的。城乡文化的差异与犯罪的关系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以来就不断呈现出各种表现形态。而我国当前城乡文化冲突与我国犯罪方面的联系又有其自身突出的矛盾和特点。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制障碍,以求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稳定、和谐。     

发展结构之变：“共同富裕”的宏观论题

共同富裕作为国策，当下应围绕这一主题推动政策执行，而非拘执于学术探讨，但为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共同富裕问题，仍然有必要从学术视角分析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在学术视角确立理解共同富裕问题的三个视点：一是它的出台背景；二是它的政策工具；三是它的实现措施。只有在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共同富裕问题是将中国发展结构之变推向台面的大问题。同时，在确立起更为广阔的比较框架基础上，分别从共同富裕的国内与国际两个视角更为全面地看待共同富裕问题，也才足以真正理解实现共同富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比之于不问究竟地赞许更有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之检视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学术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文化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也在同时开展。这一过程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发展于30年代,而在1938年后得到繁荣和深化。这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黄宗羲学术发展规律论

黄宗羲学术发展规律论,是指黄宗羲对客观学术发展总体规律的总结,后人可将其概括为"一本万殊"。黄宗羲对"一本万殊"学术发展规律的总结是在一定的认识论基础上产生的。所谓"一本",是指以儒学为学术之大宗;所谓"万殊",是指以儒学领域不同学说为"万殊"之学。同时,在对"一本万殊"学术发展规律的认识下,黄宗羲还提出了"万殊总归一致",看到并主张儒学领域不同学说之汇通与融合。黄宗羲的学术发展规律论,为当时学术环境中儒学发展多元化格局的合理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对研究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学术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积极借鉴意义。     

学术论文中的学术失范、学术不端现象及其防范

目前辨别及防范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已成为学术期刊出版的一项重要工作。选取某学术期刊,对其来稿情况及利用《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比对的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作者来稿中的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涉及到作者的学术态度、写作动机,对学术道德的认识,对引文标注、著作权法等相关规范和法律条文的理解,以及对网络媒体和纸质期刊之间关系的了解等各个方面。学术期刊的编辑,是学术论文发表的审核者和把关者,应该利用好《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辩证地分析检测结果,提高辨别和防范学术失范及学术不端行为的能力,尽最大可能避免重复发表和剽窃之作流向社会。     

毛泽东开启的调查研究之风的现实影响

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对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之风的视角观察,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第一,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调查研究一路走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复杂环境,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局面。第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通过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勤于调查研究、长于多谋善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推动工作的一大特点。第三,毛泽东亲自确定并推行了通过调查研究来转变党的作风这个基础一环。调查研究,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转变领导作风和改善工作方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是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重要方法和基础环节。第四,毛泽东开启了通过调查研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策思路。在毛泽东的奠基作用和党的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善于运用调查研究结论掌握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破解发展难题的政党。     

论作案动机的侦查学界定

在学科研究的层面,作案动机是侦查学、犯罪心理学、犯罪学、刑法学以及刑事诉讼法学等诸多刑事法学研究都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话题。作案动机对于侦查学来讲,有其特有的研究价值。虽然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法学等学科都对这一问题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侦查学应有自己独特的学科性质和价值取向,一味不加扬弃地采用其他学科对作案动机的研究成果,对侦查学理论和侦查实践有时会起到误导的作用。鉴于此,侦查学关于作案动机的研究视角应置于侦查学学科之内,目的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扫除传统观点对此问题设置的种种理论障碍,解决作案动机对于侦查破案的作用和意义,从侦查学的学科性质出发,科学地认识作案动机。     

论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

要创造一流大学,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摆脱旧管理模式的束缚,真正做到"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时所提出的,指出了我国大学现在存在的弊端,为大学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由于高校在职称评聘体系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学术风气不正,人云亦云,只看论文和课题的数量不看质量,使得高校在科研工作中存在大量浮夸现象,没有发挥高校在科技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是国家之大忌,民族之大忌,高校的发展必须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礼物之道

马塞尔·莫斯在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都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他学术生涯前期的主要成就,在于对原始宗教的研究,后来他将目光转移到原始社会的社会凝聚方式上,并著成《礼物》一书,探讨原始社会的交换机制及其带给现代社会的启发与反思。在《礼物》这本书中,他细致的观察能力及高超的学术眼光得到了很好地体现,对后世的人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方法论思考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