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武力使用之初探

冷战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做出的任何一项外交决策都对国际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武力使用等相关外交决策。准确把握美国对外政策中武力使用的含义及其运用机制是研究其决策机制的先决条件。武力使用不限指直接兵力的投入,包括后续的排查、清剿任务,甚至包括和平时期的联合军事演习。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视角,浅析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武力使用。     

“攻心之战”——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针对他国民众发起、旨在通过提供信息并施加影响来促进外国公众对本国的理解并实现国家利益的外交行为。近年来随着因特网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市民社会的培育、民众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加深,公共外交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公共外交的国家之一。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国家形象跌入最低谷,美国不得不在公共外交的机构整合、人员任命、项目开展、方式选择上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但这一努力并未能有效的遏制反美情绪的蔓延,反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仇美情绪。探究其根源,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合理的外交政策。     

论民众参与公共环境决策

在民众成为推动我国环境保护的一股重要力量的形势下,研究、设计民众参与公共环境决策的法律制度成为目前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本文对民众参与公共环境决策的前提和主题范围、民众参与公共环境决策的程序类型进行了探讨。     

解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政策进行了调整、转换和再调整,总的趋势是推卸战争责任,拒绝反省和认罪;日本右翼团体和保守派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而日本大多数民众对日本侵华战争缺乏认识和反省,为日本政府的政策所主导和右翼保守势力的鼓动所左右。于是日本社会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华战争历史翻案的事态。对此,日本左翼进步力量坚决抵制,曾经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害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对。这些事态和影响,汇集成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这一问题,表面看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在兴风作浪,而实质是日本政府的大国战略在发挥主导作用,最终解决则取决于日本民众对战争历史认识的改善。     

美国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美国的利益集团数量庞大而且其数量规模的增加和力量不断强化以及由此增加的利益集团的冲突给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响.美国利益集团冲突加剧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制定的导向作用,奥巴马一方面反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愚蠢和冒失的”战争,另一方面又强烈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矛盾决策是由于军事利益集团和反战利益集团的冲突加剧的结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中美关系也体现着利益集团的冲突.     

韩国3万人状告“苹果”侵权难成功

很多民众把与大企业的官司称作“矮子和巨人的战争”。而在韩国正在上演这样一场战争。近日，韩国近“3万名民众起诉“苹果”侵犯个人隐私，要求“苹果’’赔偿每人100万韩元精神损失，但是这场官司可能会旷日持久     

浅论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完善

政府应当在决策制度设计上给与民众和社会以利益表达和意愿诉求的空间,而行政听证制度作为行政决策的一项程序机制,其完善与发展直接影响着行政决策的质量,因此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应当立足于民众的参与和政府的公共服务。本文从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提高公民参与决策的角度探讨了目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重视舆论在战争中的作用——伊拉克战争的启示

现代战争的胜负已不仅仅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军事实力,战争的性质、作战手段、舆论的导向及人心的相背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战争的结果。发动一场战争已经不再是某国单方面所能决定的了,更多的则要接受国际民众和媒体舆论的检视,所以在现代战争中交战双方在开战前都必须围绕战争的合法性及战争法规则的适用问题进行一番较量,以争取使己方处于主动地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已成为现代信息化战争的精髓,这也对战争法的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中国传统警察的“秩序化”——兼与英国传统警察的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状态的达成,乃是以限制或剥夺民众的权利自由为代价的,关键原因在于其独特的专制政治文化:在“家天下”格局通过残酷战争、暴力革命等“流血”方式不断更迭的背景下,统治者与普通民众很难建立互信、互谅、互让、互爱的关系。因而,中国传统警察以消极维持社会秩序,而非积极保护民众权益为宗旨。统治者还炮制种种理论对之加以包装、掩饰。客观而论,中国传统警察固然因秩序而漠视民众权利,甚或有维护权贵,纵容不法的恶名,却仍将对民众切身利益之保护纳入其秩序范畴。     

浅析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官方对本国媒体施加影响的途径及后者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在美国,媒体影响着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官方吸取越战中对媒体管控不力的教训,从多方面对媒体报道施加影响,尽力使媒体按照官方口径进行报道,起到了稳定人心和瓦解敌军的效果。本文将通过分析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官方对本国媒体施加影响的途径以及后者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从中发现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参与程序与预算认同:基于“盐津模式”与“温岭模式”的比较分析

中国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基层政府公共预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这取决于预算决策中的程序与社会对预算公正性的认同。论文从预算改革的民众参与的程序与社会认同度入手,通过比较分析云南省盐津县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与浙江省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分析了民众参与公共预算的基本程序,预算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技术,以及对预算合法性的认同过程。通过比较发现,经济发展差别比较大且地域跨度比较远的两种模式,在参与的程序上具有重要的相似性,即都保证了程序的公共参与度、过程的平等性和结果的合理性,同时,当地民众通过程序化的参与和理性化的相互质询,学会了相互妥协和相互支持,增加了对预算分配公正性的认同。论文认为,预算改革并不在于预算总量的增加幅度,而是预算的有限资源分配如何通过程序和技术供给,使得民众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治理决策当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格局。     

都是文明“惹”的祸——从美伊战争看文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美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战争的结果如何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在战初早已预料到，但战争本身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却是深远的。     

我国战时兵员动员法规研究

兵员动员作为战争动员的核心内容,是战时扩充军队进行战争的基本手段。在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快速动员战争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源源不断的后续战斗人员,对夺取战略主动和优势,把握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试探讨兵员动员工作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将兵员动员活动纳入法制轨道。     

张国庆：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第一，美国媒体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媒体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并非独立、客观、公正。第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公关。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锤炼”，美国政府在影响媒体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     

浅析民意与刑事裁量权的平衡

现代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意对法院刑事判决的影响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有必要厘清民意与刑事裁量权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之间的互动,把握好理性民众的合理诉求,使民意对刑事裁量权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5·12"大地震看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

去年,连续几件大的突发事件对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人文价值取向也影响巨大.政府在突发危机中应对的决策和组织表现,已经成为了民众评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指标。本文结合政府在"5.12"大地震中的应对决策和组织,探讨了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应对方式.     

美国社会的家庭暴力及其法律对策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家庭暴力极大地困扰着美国社会,业已引起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从家庭暴力的根源入手,侧重探讨家庭暴力在美国的主要表现形态、成因以及美国社会对其采取的相关法律对策。     

使命型政党与人民群众:在自觉与自发之间——对马克思主义一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先进性,能够深刻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认知自身的历史使命,在理论上处于自觉状态,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使命型政党的这种理论自觉相反,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在认知上往往处于自发状态,限于表象、注重眼前,对社会发展趋势与自身历史作用难以有效理解。政党自觉与民众自发对立统一:政党自觉需要对民众自发予以引导、提升,但两者同时也具有张力,一旦理论自觉出现失误就会导致自觉背离自发,损害民众利益。要有效解决自发与自觉的张力,一方面需要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另一方面要不断健全民主的制度机制。     

探讨行政法视角下的社会保障问题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民众幸福指数的提高是根本。而该过程中,政府应当承当其重要职责,不断提高行政效率,时刻把握执政为民的原则。在新时期,政府应当将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政府积极开展其执行活动的重要领域,同时与行政职能相得益彰。在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当以积极干预手段为配合,将民众利益保护放在第一位。要实现该执政理念,需要从行政法视角对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解析,寻找合适的方法对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行政权力进行规制。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研究之三：依法分类指导

指导中央企业完善“三重一大”制度是一项带有全局性、探索性的重要工作。指导中央企业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要把握好完善企业集体决策制度和保障企业自主决策的度，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准确把握国有企业决策管理的共同要求，指导企业按照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党组织参与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全方位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同时，要注意准确把握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方向，实行依法分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