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拍卖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在司法拍卖改革中,涌现出上海、重庆、浙江等三种典型模式,三种模式的出发点都在于顺应人民法院工作信息化、公开化浪潮并根治传统司法拍卖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却体现了不同的改革理念和改革力度,社会反响也不尽相同。未来的司法拍卖改革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涉诉资产保值、增值的原则,妥善处理好改革创新与法律规定、统筹规范与因地制宜、传统拍卖模式与网络司法拍卖等三组关系,并按照"制度+科技+监管"的总体思路,出台网络司法拍卖相关司法解释并建立全国统一的涉诉资产处置平台。     

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与法学界的反思——以北京市旧司法人员清理与改造为视角

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司法改革,其理念与制度产物仍影响着现今司法体制的建构.司法改革运动的一条隐形动因是破解"案多人少",重塑审判工作模式,为新中国司法制度提供"人民属性"的法理诠释,并尝试建设"政治维度"、"人民维度"和"法律维度"和谐共生的新型司法制度.1957年整风期间,法学界对司法改革运动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但囿于意识形态干扰,最终酿成"反击右倾扩大化",导致"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司法制度全面倾斜"政治维度",进而演变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灾难.     

陪审制度的比较与评论——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模式为样本

作为司法民主化的制度形态,陪审制改革是当今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司法改革的一个新动向。日本的裁判员制度、韩国的国民参审制度、台湾地区的观审员制度作为三种典型样态,在合宪性和法理上存在严重分歧,令人反思。当下中国司法应该从程序民主的内部技术视角而非局限于外部系统来回应民意与情理,以陪审制度的完善疏通司法为民与司法公信的法定化、程序化管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概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国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行程。建国之初的废除“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和“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基础。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乃是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过程，是一个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     

司法的民主性抑或独立性——“法官异议”性质的解读

"法官异议"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司法的民主性"和司法责任的体现,这一解读似乎契合了相关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后司法独立时代"避免法官陷入司法专横而呼吁对法官进行监督的需要。然而,这一解读并没有充分揭示"法官异议"的性质。无论是以我国台湾地区"法官异议"制度的发展作为参照,还是在法理上分析"法官异议"的性质,抑或是从法官发布异议的动机是法官个人"司法抱负"的反映等方面来剖析,得出结论的都是"法官异议"在本质上是司法独立的产物和体现。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中,只有充分地保障和实现审判独立,包括"法官异议"在内的实践才存在可依附的制度空间。     

司法改革复转军人不缺席

司法公正的重要性,使得党和政府始终注重发挥坚守"三个至上"信念的复转军人在司法实务和改革中的作用。当前,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拉开了帷幕,国家鼓励复转军人投身其中捍卫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面对时代的召唤,复转军人必将继续发挥其天然优势,以出色的工作业绩来展现勇于担当的气魄和适于担当的宿命,在新的司法改革中永不缺席。     

全面落实司法改革任务 推动检察事业科学发展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人民检察制度创建80周年和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本轮检察改革的重要一年。高检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高检院党组和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和强化自身监督两个重点,把深化检察改革与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重点抓好高检院各项牵头改革任务和重要的协办改革任务实施意见的制定出台,各项检察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通过组织对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潜在问题及解决思路

全国6个试点省市正在对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4项改革任务进行试点。如果缺乏对以人财物由省统管和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等核心改革内容的制度设计,势必带来基层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不力、司法系统内部"行政化"加剧、法官检察官选任产生"逆淘汰"现象以及独立行使的司法权力异化成司法专横甚至司法腐败等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试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理性认识司法机关与地方的"和谐"共生关系,并抓紧研究建立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官检察官统一提名管理及任免程序,有效处理维护司法权威和加强监督管理关系,及时时纠正预防改革变形走样,甚至产生违背改革初衷的"反效果"。     

审判制度理论研究三周年回眸

本文从法院调解制度、法官管理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个案监督、陪审制度司法自由裁量权等几个方面综述了三年来我国法学界关于审判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探讨了审判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意义与课题

裁判员制度是日本国民参与审判的形式,是日本实现司法民主和完善法治的重要举措,也是战后60年来日本最大规模的司法改革动作。对实行临近两年的裁判员制度进行回顾和检视,可以发现裁判员制度的确是行走在既定的轨道上,初步实现了预定目标,但是未来仍将面临实践的挑战和考验。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国民的理解和参与是裁判员制度的最终保障。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诉讼正义的审视与探讨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司法体制质量还未达到现代先进行列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改革方案的制定和落实工作,做实做细调查研究征求意见,评估把关等关键环节,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严把改革督察关,确保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应当全面深入的调查确定,做些有益探索和分析,为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正义等若干问题探索接地气,攒底气,对一些司法改革方案进行考核验收,查哨查岗,确保落实。同时,也应体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法制核心价值。     

论法制的权威

本文以现阶段中国达成的关于树立法制权威的基本政治共识为出发点,主要从传统、理由论证以及调整问题的解决这三个层面分析了权威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条件,概括出以权威制约权力的不同类型和制度设计模式。作者强调,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应该首先理所当然地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调整功能,然后再推动制度化的论证性对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兼有技术调整和意见论证的程序权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的关键,是健全的、稳定的、依法的民主运作机制的核心因素。     

审视“体制内”的法律文书改革

法律文书改革经过多年努力，已有长足进步。但目前法律文书还存在一些问题：种类繁多，体系庞杂；格式繁琐，内容僵化；理想现实，遭遇尴尬；举措功利，抓小失大；垄断信息，闭门造车。原因是法律文书的改革是在体制限制和内视角度下进行的。     

法律援助: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中华而不实,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乃至严厉的批评。国务院近期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试图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但经过分析发现,其制度夙愿也许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笔者以我国当代刑事诉讼制度对律师的依赖、法律援助对诉讼制度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揭示刑事法律援助在整个司法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探讨完善法律援助的思路。同时还说明,如果整个刑事辩护执业环境不改变,即使法律援助本身完善到极致,保护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目的也无法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现状、问题与前景

除了制定司法解释之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颁布各种形式的抽象性司法文件来指导甚至约束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活动,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试图在通过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法制统一的目标,但其中也蕴含着某些阻碍我国司法体制进步的消极因素,因此,需要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关注并予以有效解决。     

Genetic enhance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ree problems in legal imagining

By what method should we resolve the ethical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 surrounding genetic enhancement: a utilitarian calculus, appeal to Scripture, application of neo-Kantian principl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laims that, despite the diversity of our basic methodological commitments, we can advance our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surrounding genetic enhancement and come to agree upon certain central features as essential to any adequate method for resolving those issue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make modest headway on both fronts by engaging in "legal imagining." Legal imagining consists of examining hypothetical problems from the lawyer's perspective, the perspective of a caring, professional friend. This Article examines and discusses three problems in legal imagining.     

Terrorism as a Catalyst for the Emergence, Harmonization and Reform of Criminal Law

Since incidents of terrorism have escalated around the world,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ocusedon ensuring that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 are well-equippedto deal with the issues raised. Despite the great willingnessand growing consensus among states to reform and further developthe legal strategies of their respectiv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this process has confronted many challenges. The author examines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efforts to harmonize rules addressingterrorism at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出产能力和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与此相适应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新配置并合理界定各种权力关系。由于中国司法改革受诸种条件约束 ,因而改革具有复杂性 ,必须进行整体设计、“由上而下”全面推行。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设想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建的,其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劳动教养制度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其产生顺应了历史的趋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随着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和WTO组织,劳动教养制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当前,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出路,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笔者认为符合实际的做法是对劳动教养进行改革,并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上予以确立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方向,应继续坚持行政性质,最大限度的发挥行政效能,通过实体和程序的限制,同时改变劳动教养的执行方式及被教养人的处遇,使劳动教养成为一种半开放式的、较为宽松的、自由的、以矫正、教育、感化违法犯罪人的行政措施,并加强对劳动教养的监督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