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新时代中的组织创新

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引入一个创新的时代。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所以需要通过创新去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的组织化,人们是通过组织去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既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的呈现方式。因此,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切创新活动都会发生在组织之中,会以组织创新去推动社会变革。组织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行为层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方面;其二,是模式创新,即创建新型的组织模式。行为层面的创新在官僚制组织中也一直存在,但时常受到官僚制组织模式的约束和限制。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属于模式创新。一旦我们建构起合作制组织,行为创新将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创新。     

论法治社会及其组织规则

法治是工业社会治理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法治以非常经济的方式供给了社会秩序。在组织这里,由于通过规则诠释了法治的精神,因而实现了组织行为的同一性和标准化,使组织以一个整体的面目出现。然而,在法治中存在着深深的悖论,而且,法律与规则的施行,也都是以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法律与规则在功能实现中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因而,从组织运行的视角看,不是求助于法律和规则的规范,反而需要赋予行动者以更大的自主性。在工业社会中,集体行动系统是以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组织表现出了对规则的依赖。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所构想的集体行动系统是合作制组织,这一组织会表现出对组织成员基于知识和智慧的自主性的尊重,并谋求道德的途径去规范其自主性。     

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组织。因为有了组织,人们才能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放大个人的力量,才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会各有自己的特征,公共领域中的组织与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的基轴,都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具体存在形式。官僚制组织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要求的。然而,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适应性日益式微,并以集体行动无力的状况表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新模式。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模式。     

寻找非控制导向的合作制组织

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逐渐实现了组织化的社会,社会控制也反映在组织之中。可以说,近代以来的组织就是控制导向的组织,所谓"管理就是控制",所描述的就是组织运行的状况。组织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自身的控制;其二,是对环境的控制。组织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控制去实现组织目标。然而,人类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再一次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即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包括社会控制和组织控制在内的一切控制都陷入了失灵的状态。因此,在社会变革中我们构想出一种新型的行动系统,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将是一个非控制导向的组织,通过合作制组织,我们也将迎来一种非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     

论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合作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其实,开放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合作的社会,而且,社会的开放性首先表现为组织的开放性.就组织而言,以往的组织都是封闭的或相对封闭的组织形式,在20世纪成为最显著组织形式的官僚制组织也典型地反映了组织的相对封闭性.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始,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正在生成,它就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个完全开放性的组织,正是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决定了它是最能适应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环境的组织形式.     

合作制组织及其治理功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是官僚制组织的话，那么，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将会依赖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去开展社会活动，这种组织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是一种网络结构，它的规则体系是为了合作者开展合作而设置的，它的运行机制是一种高于协作机制的真正合作机制。合作制组织是通过信任而实现着对整个组织的整合的，它的社会治理功能表现出服务的特征。     

论社会治理中的职业化及其技术控制

与近代以来的职业化相一致,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中也出现了职业化。职业化造就了一个以社会治理为专业的知识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为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对社会的技术控制,努力把社会治理体系营建成一个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封闭体系。就官僚制组织而言,技术控制是基于一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而建构起来的,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这种技术控制发挥了巨大的正向功能。但是,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技术控制的消极效应日益彰显。20世纪后期以来,学者们对官僚制组织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控制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而在如何终结技术控制的问题上却是莫衷一是。其实,技术控制的终结将是一场组织变革的成果。也就是说,当人类的社会治理不再依赖官僚制组织,而是建立起了合作制组织去取代官僚制组织,技术控制也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合理性,从而被人们所抛弃。     

论集体行动中的规则及其作用

组织是集体行动系统,一切集体行动的开展,都不得不求助于组织的形式。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序和有效率的集体行动方式,是因为规则于其中发挥着作用。所以,一切组织都需要求助于规则,特别是官僚制组织,把对规则的建立和应用诠释到了极致。尽管规则带来的是行动目标的一致性,使行动者的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协调,但是,规则毕竟是一种压制人的力量,他使人异化为工具性的组织成员,泯灭了组织成员作为人的个性。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规则成了束缚行动者手脚的因素,让行动者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无法获得开展行动和随机应对的自主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集体行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种合作行动系统正在成长并可望取代现代性的组织模式。这种合作行动系统可以称作为合作制组织,它将告别对规则的高度依赖的状况。     

探寻新的组织形态的行政学研究

2008年的经济危机预示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这场经济危机是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振荡.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方案,其中,承担社会治理职能的组织是行政学研究中首先需要加以探讨的问题.如果说官僚制组织是最为理想的承担工业社会治理功能的组织的话,那么合作制组织将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主体.与官僚制组织的线性结构不同,合作制组织所拥有的是一种网络结构.合作制组织将使官僚制组织中的一切病患得到解决,将彻底告别官僚主义和低效率,或者说,它是一种最具有整体效率特征的组织形态.     

论管理学技术至上观的现实遭遇

管理学在发展中走上了技术依赖的路径，这是受到“管理就是控制”这一观念的引导所至。因而，管理学一直是在技术至上的路径中去寻求改进管理方式、方法的。从20世纪后期开始，管理学的这种技术至上追求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对管理学的几乎所有方面的科学化、技术化努力都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在如何作出改变的问题上，一直未见到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得以提出。其实，我们必须在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中去寻求管理学发展的出路。事实上，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是人类历史的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也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我们据此而提出了合作制组织建构的设想。这是管理学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所应致力于研究和探讨的中心任务。     

论组织中的权力依赖及其消解

近代以来,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得以不断提高,因此,虽然等级制的消解使社会不再处于权力依赖的状态中,而在组织中,则存在着权力依赖的问题。由于我们的社会是由组织所构成的,组织中的权力依赖也反映在社会上,使我们的社会表现出了权力依赖的状况。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权力依赖现象的组织,因为,合作制组织不再承认等级权力,也不再承认权力与岗位和职位间的固定联系,而是仅仅承认从权威中生成的权力。在合作制组织中,所有权威都仅仅是因为知识和经验的原因而引起的。知识和经验的权威总是与组织任务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组织所承担的任务的变动,也意味着对知识和经验的需求不同,权威也就会因此而处于不断转移的过程中,从权威中生成的权力也同样处在不断转移的过程中。这就是权力的流动性,它有效地消解了权力依赖。也就是说,由于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以及权威都不再与固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也就不再会产生权力依赖。     

论超越了协作体系的合作体系

在工业社会,适应社会分工以及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建构起了一个协作体系.协作体系反映了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为人类工业社会一切社会活动提供了空间,孕育了伟大的工业文明.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都意味着人类正在经历伟大的历史转型期的阵痛,也意味着人类必须超越工业社会的协作体系,用一种合作体系取而代之.官僚制组织是协作体系的典型表现,而属于合作体系的组织形态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对合作制组织的研究对于寻找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组织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通过任务型组织的建构寻求出路

在社会寻求自身组织化的同时,组织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建构活动,其典型形态是官僚制组织。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官僚制组织的运行逻辑是通过封闭性、层级化,以及碎片化来建构自身强大的控制体系,从而将一切可以确定化的不确定性吸纳到系统内部,而将一切不可确定化的不确定性拒之门外。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开始失灵了,为此,在复杂性社会条件下,变革官僚制组织也逻辑地指向了通过任务型组织的建构实现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型。     

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而且整个世界人类都处在了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环境当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线性模式向网络化的转变。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从制度重构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空坐标系中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此,我们研究既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叙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     

行政人员的道德自主性及其合作治理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问题是行政伦理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但是,在历史地考察公共行政体系时,可以看到,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在法的精神的"结构化"过程中丧失了,特别是官僚制把行政人员的自主性作为巫魅而加以祛除了.行政伦理研究的目的是要探求行政人员自主性获得的途径,并从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出发去瞻望合作治理的前景.     

论组织的环境依赖及其新“版本”

在近代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经由组织而去加以开展的局面,组织成了社会的细胞.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普遍性的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得以确立,出现了组织的环境依赖问题.组织的环境依赖会导致组织的环境管理要求,或者说,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在工业社会的竞争体制中,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都腐蚀了组织存续与发展的整体环境,使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使组织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现在,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已经使组织陷于一种环境管理不再可能的境地.或者说,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环境管理已经不再能够取得成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需要把环境管理的冲动转化为对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建构上来,自觉地建构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同时也是组织自身的变革,即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也存在着环境依赖的问题,但它却不会产生强烈的环境管理冲动,而是通过自身的开放性去应对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重新认识劳动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也是人的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在近代社会早期，人们对劳动的认识是停留在自然界与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去认识劳动的，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功能的多样化，使得劳动的前提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总的说来，在工业社会，异化劳动是发生在竞争的环境中的，关于劳动的安排是建立在分析性思维的基础上的。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型，劳动得以发生的条件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会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因而，需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去重新认识劳动。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以及现实要求来看，后工业化条件下的劳动发生在合作的语境之中，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创造性活动，关于劳动的价值，从属于相似性思维的把握。     

从资本主义世界化到全球化——读齐格蒙特·鲍曼的《被围困的社会》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或者说,始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运动正在把人类引入后工业社会。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任何把全球化比作历史上的某些社会变革运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也许从形式上看,全球化与近代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有某些相似的特征,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变革运动。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一场民族国家对世界征服的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而全球化的使命恰恰是要终结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明显的迹象,那就是与民族国家关联在一起的几乎所有社会设置都受到了挑战和冲击。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的建立,也意味着一切在工业社会对人作出先验性规定的制度等的废止。在合作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行动去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张康之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著作,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合作行动。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人们称作风险社会,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危机事件频发已经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条件下,探寻集体行动的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致力于理论创新的著作,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中探讨了合作行动,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做出了全新构想。作者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迫切性程度很高的基本主题,需要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这一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     

官僚制的历史分析与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本文重点关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通过对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演变的考察,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过韦伯式的官僚制.为了与当前兼具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同时又面临信息社会挑战的复杂形态相适应,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在完善官僚制的基础上超越官僚制.文章最后结合实际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促成这一选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