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治理行政化过程中的治理要素脱节及矫正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治理现代化推进,村级治理由半正式治理逐渐趋向行政化治理。行政化治理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村治效果,也造成了新的治理困境。村级治理逻辑变迁受建构型治理要素与内生型治理要素的双重影响。行政化治理事务、资源投入、正式规则、政绩性权威等建构型治理要素分别与公共服务需求、农村发展要求、非正式规则、社会性权威等内生型治理要素的脱节造成了事务治理形式化、项目资源垄断化、正式规则内卷化及政治精英化等行政化治理困境。实现农村善治,需以内生型治理要素为指向,优化建构型治理要素的投入,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和融合。     

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村民理事会与村级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索——以安徽省H村为例

村民理事会是近年来乡村出现的一个新型农民组织。其产生是在后农业税时代资源下乡过程中,对乡村行政化治理的一种纠正。与城市基层社会基本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同,村庄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这就决定了作为基层协商重要形式,村民理事会内在的运行机理主要依靠其成员的面子以及与村民的人情关系。现在村级协商民主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使村民理事会在农村治理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推进村级协商民主建设,必须要以村民理事会为依托,健全村级协商体系,推动行政化治理与协商治理有机结合。     

中国村级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走向

中国的村级治理经历了长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研究村级治理模式,深入分析村级治理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以及村级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能够更好的指导当前村级治理。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农村的民主进程在上下互动中不断发展。当农村传统的经济、政治基础发生改变后,由此带来的治理困境也就不复存在。农村治理开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作为治理的参与者和利益获得者,发挥出极大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走出了一条百花齐放、视野宽阔、前途光明的治理之路。     

村级治理与农村政治文明建设

村级治理方式演变的轨迹体现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农村社会的变迁必然要求农村治理方式的创新,村民自治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村民自治的资源严重不足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构架,是实现有效的村级治理障碍.以村级治理创新,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政治理念的文明渗透和指导村民自治;以政治制度文明的支撑和固化村民自治;以政治行为文明规范和引领村民自治.     

让村级治理洒满“阳光”

2008年初，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开始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原有土地、林地等承包关系进行确权。但在确权过程中矛盾重重，纠纷不断，基层干部调解乏力。于是，双流、邛崃、彭州、新津和龙泉驿等区（市、县）开始探索实践村级治理新机制。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     

农村村级卫生服务供给行政化问题探析

新医改实施以来,随着政府对公共卫生和农村卫生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农村村级卫生服务供给行政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对于增强村级卫生服务"网底"功能,改善村级卫生发展滞后局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本文基于浙江经验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在治理改革中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

村级党组织是当前农村治理改革的具体落实者,面对群众工作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成,要求村级党组织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高执政为民的能力、创新工作机制,努力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正规抑或简约:基层组织形态的选择——基于上海、河南、山东三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调研

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是实现治理有效进而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配置。我国东中西部基层组织形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以上海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治理资源丰富,内在选择了"正规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治理事务稀疏且偶发,治理资源稀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简约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具有现实合理性;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指引下,治理任务空前密集,以山东农村为典型代表的过渡区域创造性地探索出了"耦合治理"的基层组织形态,核心特征在于"社区实体化+兼业化村干部",实现了治理任务密集、治理资源相对稀缺、村级治理简约高效的有机均衡,成为继东部道路和中西部道路之外通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第三种选择。     

成都市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经验与价值

近五年来,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实践探索,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找到了一种适合当前农村形势下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丰富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也有力地推动了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显著的实际成效。这对于当前在城镇化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机制,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威海市文登区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治理机制

<正>近年来,威海市文登区委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探索建立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治理机制。该机制以村党组织为核心,以党员群众广泛参与监督为基础,以规范干部权力边界、规范干部议事决策、规范干部履职行为、规范村级事务运行为主要内容,初步构建起权力清单化、决策科学化、审计常态化、督查信息化的闭环式村级治理体系,有力激发了农村基层组织活力,夯实了农村基层基础,维护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村级文书制度: 城中村治理的制度创新

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城中村因征用土地、分配财富等引发生了一些社会治理问题.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村民自治与基层党建结合起来,使村民受益、村庄相对稳定,并服务于城市全局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厦门市海沧区通过实行村级文书制度,促进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机统一,改善了村两委关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村级良性治理.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实践:功能嬗变与治理趋向

村级党组织是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的核心主体和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乡村治理实践表明,村级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转变,逐渐从动员型党组织、全能型党组织、引领型党组织转变为协调型党组织,目前正在向新时代统合型党组织演变。历史地看,村级党组织的功能嬗变是发展阶段变迁、社会制度转轨、工作重心转换等多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党组织功能与农村工作重心的适应性和协调性决定了农村改革的发展进程。新时代,农村党组织面临农民分化下的服务能力提升、分利秩序下的群体利益统合、治理有效下的自身组织建设等新挑战。因此,应在总结百年治理经验和顺应治理新趋势的基础上,按照"治理有效"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坚持农民利益观的治理理念,强化统合型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功能,不断创新党组织自身建设方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城乡关系的实践类型与乡村振兴的分类实践

基于对权利视角下城乡关系研究的反思,从功能视角揭示中国城乡关系实践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形成以区域为基础的城乡关系类型建构框架,并进一步得出城乡关系实践类型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定位的区域差异。大致来看,中国出现了以上海地区为代表的吸附型城乡关系,以珠三角、苏南地区为代表的融合型城乡关系,以及以中西部地区为代表的并立型城乡关系等多种城乡关系实践类型。在吸附型城乡关系中,乡村作为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功能板块,乡村振兴目标是以满足城市需求为导向;在融合型城乡关系中,乡村已经成为城市带的一部分,乡村振兴目标带有突出的城市功能属性;在并立型城乡关系中,城市与乡村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乡村振兴目标主要指向农村自身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农村功能定位。对中国城乡关系实践类型区域差异的研究打破了既有研究对中国城乡关系认识的单一性,同时也对当前中国形成以明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定位为基础的有效且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精细化为核心推动机关事务管理向高质量治理转换

机关事务工作作为我国党政机关服务保障性事务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加强政府管理,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事关政府治理效能和中国之治。新发展格局对机关事务工作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即实现机关事务工作由管理向治理的转换。精细化既是切入点,也是实现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转型升级的立足点。     

上海市金山区的村级治理

村级治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微观层面,构成了整个社会治理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文从实证的视角,总结上海市金山区村级治理经验,分析村级治理的问题,阐释村级治理的理念与价值,重点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及其与自治组织(村委会)、监督组织(村监会)、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进行经验总结,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