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法理分析

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纵观各国立法例,学界众说纷纭。随着社会的发展,诉讼时效的价值基础与我国社会大众道德、伦理相背离,权利人欲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时,却往往因诉讼时效的届满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一般社会大众的感情和道德观念难以接受,最直接的反应是权利人对法律的公平、司法的公正失去信心。权利人受到不公平对待,与我国的本土法文化资源格格不入,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不再是为了提高司法效率,更不是为了惩罚＂躺在权利上睡觉＂者。诉讼时效如何摆脱民众道德感情上＂恶法＂的感官印象,以及对诉讼时效正当性基础的怀疑,都需要在理论上重新考量。本文欲从诉讼时效的价值基础入手,运用法社会学的理论论证诉讼时效的正当性,从而为建构诉讼时效具体制度提供价值指导。     

诉讼时效期间立法模式之我见

各国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制度主要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立法例,通过对中国和德国诉讼时效改革的比较法研究,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制度因各国所采用的不同的立法例而有所不同,因此不应割裂不同立法例而论其长短的观点。在当代社会,诉讼时效期间制度采用主观主义立法例存在明显的优势,应为我国未来诉讼时效期间立法所坚持,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予以完善。     

诉讼时效制度研究

诉讼时效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民事法律制度。我国1986年4月通过的《民法通则》首次从立法上在我国统一规定了这一制度。长期以来,诉讼时效制度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社会经济已高速发展,民商事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对我国诉讼时效     

试论诉讼时效的效力

本文分析了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并从这一角度对诉讼时效效力的四大立法模式进行了评价,认为抗辩权发生主义最为合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后,我国从胜诉权发生主义转变为抗辩权发生主义。依抗辩权发生主义,指时效届满后,实体权利和诉权均不消灭,只有义务人可以依时效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这一转变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并且符合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经验。     

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探析

诉讼时效，又称为消灭时效，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状态持续进行，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发生权利消灭或受限制的法律后果。诉讼时效制度有几大基本问题：适用范围、如何起算、中止中断、时效效果以及时效援用等，这些问题我国立法规定并不全面，有的与大陆法系的通行做法不一致，而学者在探讨时多侧重具体规则的比较研究，较少从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理由或该制度的功能出发。一项法律制度的功能或价值决定了该制度具体规则的设计，诉讼时效的基本问题均受制于立法规定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只有弄清了诉讼时效限制权利的正当理由才能在具体问题上不迷失方向，但各国对诉讼时效的存在理由并非没有争议。     

浅谈诉讼时效适用的误区

诉讼时效是我国民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在立法上,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导致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误区。本文试就我国民法中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问题和诉讼时效中止的适用问题略陈管见。　　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应当说,从字面上来看,这种界定是不准确的。诉讼时效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一种法律制度,其适用应当考虑当事人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在当事人客观上不存在行使权利的可能时,…     

民法总则立法视野下的诉讼时效制度研究——基于利益衡量的选择

自我国继受诉讼时效制度以来,该制度在立法正当性,届满效果和期间长短等方面就存在争议,现在重启民法典编纂工作,总则中的诉讼时效制度相关问题值得进行讨论,这对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规则设置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是贯穿本文的一条主线,在利益衡量的选择下,我国在民法典总则中而应继续沿用称"诉讼时效"的概念,不必改称"消灭时效";设立诉讼时效的正当性理由在于利益衡量,且应更倾向于保护原始权利人的利益;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权利人取得了抗辩权;目前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设置过短,应修改为5年较为合理。     

试论普通民事诉讼时效的立法完善

本文指出我国现有的普通诉讼时效法定时间过短:首先,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过短;其次,过短的诉讼时效期间,违背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基点;最后,诉讼法律期间过短导致了消极后果。文中认为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应规定为10年以上。     

我国诉讼时效制度之探讨

我国现行的诉讼时效主要规定大多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早期。在过去的实践中,它们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便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结案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前苏联时效理论和立法的影响,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基本上仍然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不足和缺憾也日趋明显,迫切需要改进。在今后的时效立法中,要在合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经验之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国情民意,全面完善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     

浅议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

长期以来,在我国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中对诉讼时效适用问题的认识不是很清晰和明确,这是因为对请求权认识不清造成的。应对请求权进行具体区分,以对物上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的行使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区别对待。本文认为在现在的立法和司法习惯前提下,可以将侵权行为区分为持续性侵权行为和一次性侵权行为,以适用不同的诉讼时效制度。     

我国时效制度之借鉴与完善——以《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视点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关于时效的立法,详细阐释了时效立法应有的价值追求,并通过详细分析德国立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变化,对完善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提出了新的见解。     

我国民法诉讼时效制度之构想

在立法体例上 ,我国民法典的时效制度应采取分别主义的立法。在具体内容上 ,应明确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 ;规定诉外请求应为时效的相对中断事由、重新起算的时效期间应转变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应取消时效中止制度 ,以时效不完成制度取代之 ;还应明确规定法官不能主动援用时效 ;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 ,在特殊情况下 ,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酌情排除     

我国时效制度之借鉴与完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视点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关于时效的立法,详细阐释了时效立法应有的价值追求,并通过详细分析德国立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变化,对完善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提出了新的见解.     

论我国取得时效制度的构建

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共同构成完整的时效制度体系,取得时效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上构建取得时效制度有其必要性。本文从广义的立法角度,主张未来我国民法典应采用统一模式构建取得时效制度。     

论诉讼时效的效力

诉讼时效的效力是指诉讼时效完成后在法律上产生的后果。诉讼时效的效力直接反映着诉讼时效的社会价值功能和法律特性,界定着法律通过诉讼时效制度对民事权利进行限制的程度和范围。因此,明确诉讼时效的效力,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民法通则》虽有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对其效力如何,并未明述。本文试通过对诉讼时效效力的不同学说、各国立法实践及相关适用情况的分析,在理论上对诉讼时效的效力作一探讨,以期对实践有所帮助。     

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我国诉讼时效效力立法的应然选择——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之四)

既有的关于诉讼时效法律效力立法模式中的诉权消灭、胜诉权消灭和不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存在理论上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抗辩权产生主义的立法模式在法律逻辑上可行,但难以充分发挥诉讼时效的债权信用保障功能,与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不完全吻合,仍然可能对交易安全构成伤害.我国关于诉讼时效法律效力的民事立法,应当抛弃所有既存模式,以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作为选择.在实行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同时,可适度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借助于债法的不当得利和撤销权制度,弥补完全的实体权利消灭主义立法模式可能带来的不公平.     

重思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改革

我国《民法总则》规定了依然较短的3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通则》相比只进行了微调，恐怕与如下三个认识不足或误区有关。第一，低估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过短对其他诉讼时效规则造成的严重困扰。第二，片面理解了所谓“诉讼时效短期化趋势”，过高估计了我们应对“诉讼时效短期化”的意愿和能力。第三，忽视了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道德性难题和“折扣执行”困境。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设定应坚持体系化思路，关注中国国情，立足长远，统筹规划。     

诉讼时效应当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

诉讼时效制度是我国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此项制度在适用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抗辩权发生主义;二是法院依职权审查主义。通说所称的诉讼时效届满的三种立法体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即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只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权利人的诉权和实体权利依然存在。法官不得主动援引诉讼时效进行裁判。本文针对这一制度的具体适用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有待破解的法律之谜--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一)

我国近现代继受民法诉讼时效制度时,没有发生如同西方激烈的伦理争议,理所当然地以"效率"和"有利查清案件事实"作为诉讼时效理论基础全盘加以接受.民法学界对于诉讼时效理论基础的解释,混淆了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差别,抹杀了实体立法与程序立法的目的,颠倒了权利与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无论在功利分析还是逻辑实证方面都不成立.必须跳出既有的理论领域,寻找诉讼时效的理论基础之谜.     

论诉讼时效的效力

诉讼时效的效力直接关系到该制度价值与目的的实现,对此各国民事法律有不同的规定。遵循民事立法的基本规律性,顺应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我国应该采抗辩权发生主义,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法院不得主动审查诉讼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