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物品供给——基于拓展第三部门供给作用的若干思考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是衡量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特性及其供给主体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良性互动、多元供给框架下,充分、积极拓展第三部门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的若干思考。     

公共经济学视野下的治安服务多元化

社会治安是一种既包含纯公共产品又包含准公共产品的混合型公共产品,现实中存在着公共治安服务不足以及公共治安供给的单一性与治安服务需求多样性的矛盾。治安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但也不排斥非政府的供给。为了弥补公共治安服务的不足、满足群众的治安服务需求和实现社会治安产品供给的高效率,可以灵活采取政府、社会、市场多种主体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     

公共物品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的构建——基于公共选择的视角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政府的专利,然而信奉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市场交易原则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打破政府的“神话”,政策分析学派主张公共物品可以由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来供给。与多中心治理思想相呼应,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悄然形成了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多中心供给机制,三者之间的合作供给机制扩大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范围,丰富了供给方式和途径,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给

公共治理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也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发展相互融合的产物。它的最大特征在于 ,它是对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超越。它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以公共治理为视角对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进行深入探讨颇有意义。其结论是 ,打破公共物品政府提供的垄断局面 ,实行公共物品多元主体、多种方式提供 ,这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社会治安

社会治安是一种既包含纯公共产品又包含准公共产品的混合型公共产品。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有助于深入把握社会治安的真实状况与运行规律。为实现社会治安产品供给的高效率,可以灵活采取政府、社会、市场多种主体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的方式。     

城市公共物品韧性功能供给的推展路径

梳理总结风险治理视角下城市公共物品韧性功能演变历程,剖析需求侧到供给侧的城市公共物品韧性功能属性,并从城市公共物品韧性功能供给的需求系统、运作系统、支撑系统和目标系统四大系统构建分析框架,探索公共物品韧性功能供给的内在机制和综合影响。从理念嵌入、能力型塑、手段多元、管理协同、平台融合、制度保障六个层面提出城市公共物品韧性功能供给的推展路径:以韧性思维嵌入供给链;以风险干预规避能力为目标提升韧性绩效;以立体格局打造软硬复合矩阵;以主体关系整合为中心重构运作模式;以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主体无缝对接;以防灾减灾为核心完善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呈现出政府直接供给的传统模式、市场模式、混合模式等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是提升我国依法治国水平和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内在要求。增强公民对公共法律服务设计与供给的参与权,通过协作优化城乡之间、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增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公平性与平等性,最终可以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对策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着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要想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应该发展多元化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以政府为主体、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等部门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相关制度等措施,规范和引导各类供给主体的供给行为。     

对话与参与:欧盟VET中的社会伙伴关系解析

正公共培训服务,是政府向社会成员,尤其是部分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一种准公共物品,也是一种社会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途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供给主体,保证公共培训服务得以实现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不断推进,公共服务不能再像福利国家那样由政府垄断提供,而应该扩大市场机制在增加社会福利总量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在培训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管等多方面发展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以实现消     

从建设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逻辑

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方式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是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基本路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架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建设促供给"的逻辑,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存在政府"划桨"行为过多、非政府主体力量过弱、重硬件轻软件等缺陷。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目标的提出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化创新提供了契机。对此,应将治理逻辑嵌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探索多渠道互补的供给路径,强化需求表达与回应、服务规划与配置、服务质量评价等配套机制建设。     

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

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认为 ,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 ,但这样的单一模式却导致了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 ,财政负担的加重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 ,探讨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模式是必要的。基于此 ,本文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自主型供给模式     

公共产品和垄断产品的关系刍议

或出于政府职能,或由于投入成本太高,无利可图,私人企业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久而久之,人们便认为公共产品必然由政府提供,形成公共产品的天然垄断性。是因为这种天然垄断性,使得公共产品与垄断产品易混为一谈。深入理解公共产品和垄断涵义,需要从二者的供给者、需求者、产品范围和供给方式四个方面加以区分。     

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角色与路径

卫生议题正处在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位置,其核心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日益重要的引领者与公共产品供给者。中国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多元路径实现供给,国内与国际逻辑趋于统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但在供给体制、产品结构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中国卫生外交需着眼于全球治理趋势,立足于自身实力与责任,通过提供更多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来推动全球卫生领域的良好治理,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程序是影响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重要因素,应引起公安机关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前,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程序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执法主体、执法行为、行政行为等方面。笔者认为,应该从提升程序意识、完善规章制度和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着手,规范公安行政执法程序,为提升公安行政执法效率提供制度保障。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模式探究

公共物品的复杂性向单中心供给模式提出了挑战;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模式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中心内含着参与主体相互独立、地位平等、自愿参与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博弈,达到非均衡平衡状态的性质;多中心的特性满足了公共物品供给复杂性的要求,多中心供给模式是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最好选择。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于W村的个案分析

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基层民主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以及行政系统本身的弱点,引发了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文章从一个村庄实证探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供给效率的关联,并提出了合理化供给的政策以及制度改革的建议和设想。以促使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符合效率目标的要求。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优化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社会全面进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与民生关系紧密的供给体制机制得到优化。不过在供给机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对我国农业、农村以及农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从农村群众利益出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让大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必须不断推进机制创新,优化新形势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应急管理是突发事件中各参与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突发事件打破了系统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分配模式,使公共产品呈现"高需求、低供给"的非常状态,这决定了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具有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层次属性和权利属性。突发事件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要求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供给。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有效参与、协调合作,以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模式。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

在世界范围内 ,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度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主要由于公共行政思想在本土化、行政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过程中的偏差而引发的。治理我国公共行政的危机主要包括完善官僚体制、推进政府“合法化”和推行“法治之治”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