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的价值

公诉的价值目标是国家与社会通过公诉活动所追求的结果。公诉在客观属性上具有众多功效 ,但国家与社会自觉追求的是其中最有意义的功效。公诉的价值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法律正义 ,这是公诉的外在价值 ,保证公诉结果的正确性 ;二是体现程序公正 ,这是公诉的内在价值 (独立价值 ) ,突出公诉过程的公平性 ;三是注意诉讼效益 ,这是公诉的功利价值 ,强调公诉制度的社会性。     

知识产权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

“价值”,一般是指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效用。根据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观点,“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马克思关于价值的一般定义对于理解法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制度与人存在一定的价值关     

法的价值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要避免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法的价值问题,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法的价值问题至少包括五方的内容:法的价值的概念和属性;法的价值的基本分类(法所中介的价值、法的工具性价值、法本身的价值);人对法的价值追求;人对法进行的价值评价;法所中介的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和侧重。这五个方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     

浅议公允价值

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表现出了国际趋同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坚持历史成本基础的前提下,明确地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之一,并不同程度地运用于17个具体会计准则中,以使按照新会计准则体系编制的财务报表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价值。本文将从公允价值的产生、涵义、计量、运用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词价值获得原理探微

一般而言,词价值获得的主要途径大概有三条: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途径,即词价值由个体语言系统中的复杂联带关系所确定;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途径,即词价值首先是由劳动创造的,然后才由人对词的需求所决定;三是哲学意义上的途径,即在人与词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作为客体的词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不仅具有某种明确的意义或语义,而且词能满足人的某种欲望,因而词具有某种效用或有用性。所以词具备价值。     

法治价值观:以人的尊严为导向

法治价值观是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决定着法治实践的方向与成败。法治的价值是法治因其性状和属性而对人的需要之满足的效用。法治价值不同于法律价值,是对法律价值的超越。对当代国际人权法和法治理论进行考察,可以从中总结出以人的尊严为导向的法治价值观。这一法治价值观的核心命题包括:人的尊严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法治是人的尊严的构成要件;法治对人的尊严而言具有构成性内在价值。法治与人权都是人的尊严的构成要件,是两个并列的概念。根据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法治对法律提出了特定实质价值与内容上的要求:法律的内容要符合维护人的尊严之要求,即法律要尊重和保护人权。     

关于刑事程序价值的几点思考

刑事程序价值是哲学价值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具体反映,它在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闻的一致性.对于主体而言它表现为一定的需求,对于客体而言它表现为一定的属性,既不等同干它的有用性,也不等同于它的抽象的"善",更不等同于国家整体利益.刑事程序价值在构成上可以分为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其中工具价值又包含两个层次对实体结果的工具价值和对社会生活的工具价值.刑事程序价值与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构造和刑事诉讼职能具有密切的联系,对刑事程序价值的研究能为这些相关范畴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指导.     

军事法价值论

军事法价值是包含着人的价值预期的军事法,在与人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人的作用;军事法价值的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和要素三个方面;价值取向就是在价值方面的选取方向和目的性追求,我国军事法的价值取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文明、责任和道德。     

司法权威价值意蕴及其实现

司法权威在现代法治建设中作为一种事实和观念形态.其本身其有价值属性,且这种价值属于一种人本价值.在司法权威价值谱系中,正义、秩序、人权成为统领司法权威价值的三大支柱.为有效地建构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最大化需求的现代司法权威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于司法权威历史和逻辑的定位.     

知识经济与法律的人文价值

由于知识经济的特殊属性 ,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摆脱物质稀缺性的制约、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这就是知识经济的人文意义。相应地 ,知识经济时代的法律应该以人文价值为核心价值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农民“民告官”心理类型化研究

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确立已有16年,她对民主与法治观念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目前该制度在我国农村的运行状况还很不理想。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得出农民不提起行政诉讼的心理原因可能是因为“不敢告”、“不愿告”、“不懂告”,其中“不懂告”是最主要原因,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不敢告”。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

“道”是先秦道家提出的且在历史上运用十分频繁的一个哲学概念 ,讲求“天人合一” ,强调自律、内控 ,约束人欲的膨胀 ,以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秩序 ,自由思想、权利意识无所由生。法律制度在“道”的指导下 ,形成“道法”传统 ,沿着三个路径变化、发展 :从政治属性上 ,法作为政治的附属 ,走上专制法统的路子 ;从传统法制的内容上 ,走上轻权利重义务的义务本位的路子 ;从法律体系的构织上 ,走上法网宽疏的路子。“道”成为中国古代法的精神。     

自侦案件“以事立案”模式论析

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应当摒弃“以人立案”的做法,并采取“以事立案”的模式,才能符合职务犯罪发案的客观规律,避免初查和侦查工作在衔接关系上的错位,并对自侦工作产生积极的促进效果和作用。要实现从“以人立案”到“以事立案”模式的转变,需要正确处理好立案与破案、立案与撤案和撤案与错案的关系。     

“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局限及出路——以两则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案例为切入点

“云服务器”、“小程序”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出现对版权法中“通知-删除”规则提出了挑战。就法律适用而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对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侵权案件提供了快速解决机制,在适用上具有优先性。从属性上分析,“小程序”属于《条例》所调整的自动接入、传输服务商范畴,而“云服务器”租赁服务不属于《条例》中的四类网络服务,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之规定予以界定。对这两类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均无法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而应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下的“通知-必要措施”规则予以调整。“通知-必要措施”规则之适用以注意义务的判定为核心内容。在必要措施的判定上,技术过滤措施是判定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履行注意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法律与逻辑——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一种全面解读

本文主要对法律与逻辑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逻辑学和法学之间交叉性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首先,探讨了什么是“法律逻辑”,并重点介绍了我国学者较陌生的“规范逻辑”,将两者进行了比较;其次,对法理学和逻辑学都关心的“法律推理”问题进行了探讨,比较了“法律推理”和“司法推理”两者的异同,以及两大法系“法律推理”的特点和差异;最后,对饱受批判的“法律形式主义”进行了研究,指出应当辩证地看待“法律形式主义”的功与过。最后,作者结合我国的实际,认为:我们不能借口反对“法律形式主义”而忽视和否定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     

论iPad商标案中的“白手套”交易——一个法经济学的视角

iPad案中判断"白手套"交易是否存在欺诈,关键在于隐瞒买方真实身份是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有关"诚实信用"的教义分析显然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有效的替代进路是对不同裁判方案的可能后果进行经济分析。"白手套"做法的正当性在于隐瞒相关信息有助于抑制"敲竹杠"、降低谈判费用、促成有效率的交易。     

知识产权特征新议

产权即财产权 ,既包括财产所有权又包括财产支配权或经营权。尽管所有权的范畴在不断扩展 ,但仍不会最终取代产权 ,倒是不断扩张的物权观念 ,日益接近产权。物权、债、知识产权皆从属于财产权。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 ,但在当代 ,知识产权应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     

唐以前盗罪之变迁研究

尽管名称不一,但盗罪无疑是古今刑事法律均极为关注的罪名,今人也习惯于以财产性犯罪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盗罪。然而,在中国文字初创之时,“盗”其实是泛指“不正”“不当”之义的词汇;至战国时代,才被相对明确地用来指称侵犯财产的行为,但其“不正”“不当”之义也并未完全消失。此种日常语义的多层次性也影响到战国秦至汉代的法律对盗罪的设计,使盗罪一方面以非法取财为主旨,另一方面又保留着超越财产性犯罪之概念限定的可能,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含义复杂性。至魏晋南北朝,立法者们虽试图对盗罪予以分化或净化,但由于“盗”字的日常语义依然具有多层次性,作为法律术语之盗罪的含义复杂性也无法彻底改变并最终遗留在唐律之中。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