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德法上的征收类型看我国的征收立法选择——以"公益征收"概念的界定为核心

征收类型的厘清有助于公益征收概念的界定.在美国与德国的征收法理中存在广泛的征收类型,对这两个国家的征收类型予以比较法上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征收立法的概念界定、类型选择和模式构造.     

论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监督

警察权是公权力。因此,人民警察要严格按照法定职权行使权力。警察权的滥用不仅是对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且将会影响到人民警察执法为民的形象。对警察权滥用的预防和监督,必须通过提升人民警察的素质,改革现有管理体制,清晰界定警察权的范围,完善内外监督体制等措施。缩小警察权力滥用的土壤,人民警察必将散发出更多的正能量,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定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     

美国不动产征收的价值补偿问题研究

不动产征收补偿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计算,而不动产价值计算的关键在于按照何种时间节点确定其市场价值以体现公平补偿原则。通过制定法及判例确定的传统征收过程的时间维度,以及政府征收前行为实质性影响被征收不动产价值的时间维度,是美国立法和司法、行政实践中同时采用的两个节点。美国立法和司法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征收行为及对应时间节点的界定,本质上对政府行为起着制约作用,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回归公平补偿的核心原则。     

“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经过修正后的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0条第3款);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征收或征用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因此,公共利益的界定至关重要。以美国的经验     

土地征收视野下“公共利益”之探讨

对土地征收的界定应当着眼于土地权利人的财产是否受到实质损害,目前关于征收和征用的划分标准存在重大问题。公共利益在不同的法律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功能。作为法律原则的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其作出准确界定;而土地征收视野下的公共利益是一个具体的法律概念,立法可以在土地征收这一背景下结合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对其作出相对明确的界定。土地征收视野下的公共利益已不限于传统意义上公共使用的范畴,政府基于社会整体的、全盘的发展计划实施的土地征收也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土地征收部门在土地征收公告中应当说明征收的法律依据,并证明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司法机关应当对其作全面审查。     

论NAFTA对征收的法律控制

征收历来是国际法的重要问题之一.NAFTA第11章第1110条对征收作了专门规定,其在继承西方传统标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了对投资者的保护,但该条对有关概念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标准,这使得对征收的理解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相当大的灵活性.     

管制性征收与警察权行使的区分标准

《美国宪法》征收条款自1791年生效以来,纵然只有简短的几十个单词,但美国法院却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类征收案件,应用管制性征收制度较好地实现了政府权力与私人财产权的衡平.我国与征收有关的法律规定虽多,拒不搬迁、上访、当众喊冤、围堵政府与法院等恶性事件却呈现高发态势,值得我们深思.应当借鉴美国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把对财产权施加的限制和负担行为界定为征收,并设立以“不当行为”为中心的管制性征收标准,尽快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因总体城市规划、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等所引发的征收问题,切实保护私人财产权,适当限制政府权力.     

近二十年来关于“警察权益”的研究综述

＂警察权益＂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就开始探讨,随着＂袭警＂事件的不断增多,90年代末这一问题渐成为学术热点。把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仔细梳理,从＂警察权益＂的概念分析、警察权的权变、警察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警察权益保护的措施等四方面对学界的观点作了概述。     

“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从美国政府征收权的渊源以及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征收条款的原始意义出发,探讨了“公共用途”的宪法概念在美国判例史上的嬗变及其最近的发展趋势。文章指出,由于“公共用途”或“公共利益”是极难界定的概念,法院难以发展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在美国,对征收的公共利益之保障主要在于立法控制而非司法限制。根据民主原则,法院高度尊重立法判断,凡是议会决定符合公共用途的征收一律被认为合宪。在这个意义上,议会是一个“公益机器”,通过民主代议自动产生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和决定。文章最后建议,中国应该将注意力从“公共利益”的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让全国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征收和补偿方案的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探讨

公共利益作为土地征收的前提条件,一度成为《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首先通过对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公共利益现状的深入分析,指出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界定的缺陷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主张公共利益应法定,并通过对公共利益各种立法模式的探讨,从而建议在未来的物权法司法解释中应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并规定法院为认定公共利益的主体。     

司法独立是确保“司法强拆”公正的前提

时隔近一年，经过修改后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的草案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收补偿上作了较大修改。明确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旧城区改建需经市、县级人代会审议通过；征收补偿金额不得低于市场价，被征收人可自选房产评估机构。     

论间接征收的界定——东道国经济管理权的边界

由于国际法中对东道国采取的何种措施构成间接征收鲜有规定,东道国政府可以采取的管理措施的边界模糊不清,学者和国际仲裁庭都赞成逐案界定.但是,仲裁庭的界定标准并不一致,多数仲裁庭采用单一的效果原则来界定,但即使对于效果标准构成要素的取舍,各个仲裁庭也没有统一的做法,这让该标准的适用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有兼采效果和目的原则的案例,这种标准认可东道国实行管理的权利,认为外国投资者应该在合理限度内承担措施造成的负面代价.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标准并没有成为一种习惯国际法.针对间接征收界定标准不清以及仲裁庭适用标准不一的问题,提出在条约中明确界定间接征收以及将界定间接征收的权利转移给东道国的建议.     

论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立法完善

与土地征收相关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正不断涌现出来,并可能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本文通过对集体土地征收认识和界定,发现并概括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一些完善集体土地征收的立法建议。     

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律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具体的界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本文从界定征收征用入手,分析了征收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最后提出了完善这一制度的措施.     

法庭警察权研究

法庭警察权乃法院为维护法庭秩序及审判的威严所享有的采取秩序措施及施加秩序罚的权力。法庭警察权有妨害预防作用、妨害排除作用与妨害制裁作用三种基本形态。基于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与法庭警察权实施基础的客观实在性,法庭警察权依附于裁判权,由担当裁判权的法院行使。法庭警察权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施的时空范围,以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及状态为规制对象。对于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实施何种作用形态的法庭警察权取决于法院的合目的性裁量,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法庭警察权在我国由三大诉讼法分别规范,不仅未能科学地体认法庭警察权的性质,也未能正确地廓清法庭警察权应有的实施边界,加剧了司法实务中法庭警察权制度适用之乱象,亟待统一立法构建。     

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律问题研究

宪法修正案以及物权法都明确强调了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频频在媒体出现的钉子户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农村土地征收问题的关注,而土地征收问题中最突出的争议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及安置补偿两方面。     

警察法治之制——浅论警察权的法律控制

在二十一世纪,法治是最时尚的字眼。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部分,占领着法治建设的一席之地。警察权与国家生活和公民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当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文明水平。本文就是对警察权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简要论述,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警察权软实力的建构

在传统观念中,将＂暴力＂、＂强制＂、＂武装＂等作为警察最主要的属性,必然导致在警察权的设置上强化其暴力性或强制性,在警察权的运作过程中常采用暴力或强制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警察观和警察权力观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不相适应,也与其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和根本职能不相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对警察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通过合理定位现代警察权的职能和角色,准确设立警察权的运作目标,正确树立警察权行使的理念,科学选择警察权的运作模式和依法改进警察权的实施方式,来建构警察权的软实力,以保障警察权的设置和运作能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论和谐社会中公共利益的出路——公共利益的制度建设

在和谐社会中,我国应该将注意力从"公共利益"的理论界定转移到制度建设,即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征收的条件和程序、征收的补偿制度及征收的侵权责任机制。     

警察权的缘起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警察权的缘起等警学基本问题进行解析固然应该，但以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对警察权问题进行多维视角探讨更加必要。需要是警察权产生的内在动机和驱动力；秩序是维系社会群体存续的基础．警察权应社会共同体维护秩序、控制冲突的诉求而产生。但并不是任何时态下的社会秩序都是合理的、有活力的、合乎民意的，人们更需要警察权所维护的是一个正义的秩序。基于正义的普适性特征和人类对于正义秩序的追求，警察权被赋予其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