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儒家道德价值思想看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危机

现代社会日趋多元化,中国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道德滑坡现象.清末民初的大思想家章太炎曾说过：“道德衰之,诚亡国灭种之根基”.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共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对中国人的道德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儒家的仁、忠恕之道、修身、差等之爱等道德价值思想出发,阐述了儒家道德价值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有利和不利影响.通过梳理、分析先秦儒家道德价值思想,为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时弊提供路径和方法.     

孔子的“忠恕之道”与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

“仁学”是儒家人学的哲学，“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伦理原理中重要的道德内容。孔子认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仁”，就是道德。这种儒家道德行为的主要实施方式即“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构建了儒家伦理型人学的道德精神体系，对充实个体道德精神、加强社会成员道德责任感以及构建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都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魏晋时期儒学的生存及其在道德重构中的作用

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体系,以儒家礼法名教为主要内容,以儒家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然魏晋之际,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崩溃,汉代以来的传统道德陷入危机之中,反道德现象弥漫风行,士人对反道德问题予以深刻的思考,为道德观念的恢复和道德规范的重构提出了新理论,如王弼、何晏的"道本儒末",向秀的"儒道为一",等等。这些新理论对儒家思想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在建构过程中有所吸收与发展。     

君权牺牲品:先秦儒家道德的变异

先秦儒家把道德本质定义为人应有的自觉价值取向,提倡以德治国。但是为了生存,先秦儒家不得不向君权低头。后世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先秦儒家道德理论进行了改造,如拆分先秦儒家道德理论中"治身"与"治世"的联系;假借圣人的名义,把统治者打扮成圣人;无限放大"治身"的自律作用等。被改造后的儒家道德与先秦儒家道德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异,最终沦为君权的牺牲品。     

杨时“中庸”的道德形上论

杨时的哲学思想核心在中庸思想,杨时中庸思想以天理为超越的形上根据,认为,天命即性即理且完备于物我,而且是涵盖了一切儒家德目的德性之体(也即是诚),成就德性之过程和行为之道则是诚意。他以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对儒家道德作形上思辨,不仅确立了儒家道德的必要性、可为性、自律性,而且由此进发凸显儒家道德修养以诚意为根本。     

儒家道德起源说的现代审视

以经世致用为特色的儒家学说,特别关注道德起源问题,并形成了三大流派的思想:孔子、《中庸》、《易传》作者的天命说;孟子的四端说;以及荀子的圣王制礼说。先秦儒家关于道德起源的学说充分肯定了道德对人和社会的价值,对我们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儒家德性论

中华文化的道德智慧集中在儒家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中，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儒家道德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形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在此我们论述儒家德性论当然尽可能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原生形态中领悟道德智慧，提炼思想精华。儒家德性论内容博大精深，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多个层面的解读，本文仅就儒家德性论的几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时代变迁中的道德危机与选择

一当今的道德生活世界，显示出其特有的道德规范不定型的特征。道德危机意识油然而生。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首先是厘清这场危机的症候和原委，兹作如下分析和归纳：（一）传统的群体本位主义受到冲击，道德价值导向由“一元”趋向“多元”。当人们解脱以往囿于统一的善恶标准判断行为的桎梏时，道德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自志主义潜然而生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关系决定了这个时期的价值导向只能是“群体本位主义”。这种群体本位主义的社会价值导向表现在道德领域，就是统治中国人两千多年的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     

汉法律的儒学转向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尽管汉法律迟至唐代才最终完成儒学的进程,但在汉代已有儒学的倾向,诸如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的价值观念、以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解释法律条文和指导司法实践、儒生注释解说法律条文等。法律是法家理性行政的支柱力量,最初曾为儒家激烈反对,而从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学进程,一方面表明儒家向政治行政领域的积极扩张,另一方面则表明汉行政系统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吸收和消化。     

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主要关涉个体道德修为与对自身获益之间的关系。先秦儒家在高扬"义"的同时并不反对"富",普遍重视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明确划分"在我者"与"在天者"。因此,以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视野来看,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诗人”、辞赋之士：经典诠释传统与屈原形象定位的文化内涵

屈原是"诗人"还是辞赋之士?自汉代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历代士人争论不休,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汉代士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汉代以来,士人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问题?从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入手,深入认识"诗人"、辞赋之士这两个概念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揭示出历代士人在解读屈原时,力图将屈原形象定位于"诗人"或辞赋之士的不同文化心态。     

论先秦“儒”的道德意象与“儒家”道德体系的创建及传播——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孔子是儒家道德理论体系的创始人。他将夏商周三代以来具有宗教性的职业之“儒”,创造性地转化为“儒家”,赋予了其伦理内涵和道德价值。他构建了以“仁”为核心和“礼”为规范的儒家道德本体论和道德规范论,摆脱了先秦具有宗教性的巫觋文化形态,实现了先秦时期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道德理论的突破。同时,孔子通过求仕、开办私学聚众讲学和整理六经的实践,使得儒家道德理论得以广泛传播,至今仍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     

论道德恐怖主义

道德恐怖主义是以道德为武器而制造公众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愤恨,从而将这些特定的群体或个人置于道德恐怖中的做法.这种做法在网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排斥.这种做法会掩盖事实真相,损害民主的健康发展,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强势群体对既得地位和利益的维护,以及绝对化和简单化的道德思维.为了消除道德恐怖主义,需要人们养成倾听弱势群体声音的习惯,具备包容之心和复杂思维的品质.     

论康有为与近代儒家人格价值观的转化

儒家人格价值观在近代的蜕变、转化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阐释传统儒家道德人格价值观,剔除其封建主义胎骨,使之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人格价值观。这表明传统儒家价值观并未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瓦解而终结,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开始在本质上发生新的蜕变和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     

汉代孝伦理法律化基础探析

儒家孝伦理自先秦儒家创立、发展、完善后,其治世功能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直到汉代,才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全面法律化,其基础是多方面的：农耕经济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经济基础,汉代统治者对儒家主导思想的选择是孝伦理法律化的政治基础,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孝伦理的改造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理论基础,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社会基础,而血浓于水的亲情则是汉代孝伦理法律化的心理基础。     

儒家的德刑观及其现代价值

一、儒家德主刑辅模式的演变与内涵儒家的重德传统源远流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①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是认为道德乃立国之本。这是他们对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深刻体察和理性反思。殷商因失德而亡国，所以周公旦一再强调“敬德”、“明德”。郑国的子产也认为：“德，国家之基也。”②可见，先哲们把德治上升到关系国家强弱、治乱、兴亡的高度，对道德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由于刑政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其后盾并以物质的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它对百姓的震慑和约束作用更为直接有…     

论先秦儒家协调人际关系的总体原则及影响

先秦儒家把＂人＂看作＂群＂的存在,以＂群＂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旨归：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强调＂群＂对个体的制约,主张在群体中给个体＂正名＂,以明确个体的社会角色以及与角色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人与＂己＂关系上,从群体和睦着眼,奉＂忠恕之道＂,主张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在＂群体本位＂的前提下,先秦儒家也重视个体价值,肯定个体才华,尊重个体的人格、气节和尊严。在这种思想熏陶之下,中华民族成长为重群体、重社会效益的识大体、顾大局的民族。     

天下意识与汉代的德治精神

两汉的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是践行德治精神的结果。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君臣在将天下理解为产业的同时,又确立了与天下人同利的伦理原则,并将顺应天下民心视作解决统治危机的方案。经由文帝的治理实践,汉代的德治精神得以建立。西汉初期的"天下"之义是朴素的社会共识。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所缘饰的"天下"之义重释了制度,强调制度设计须体现天下人的意愿。东汉朝野达成有关"天下"之义的共识,转向道义笃行。由此,天下意识从自发的集体意识发展为蕴含着社会动员能力的道德意识。传统中国的德治精神及其实践正是以这种天下意识为观念基础的。     

传统文化视野下曾国藩的道德自我完善

曾国藩修身为本的道德自我完善之道,成功地避免了程朱理学的空洞说教,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思想,其"修身为本"的道德自我完善之道来自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曾国藩一生追求本源,道德自我完善的脚步永不停息,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使之成为封建社会完美的道德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