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交叉询问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的诉讼模式,交叉询问制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观念、制度、实践层面等原因,交叉询问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正确认识这一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完善控辩式的诉讼模式和相关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步履维艰的律师刑事辩护

1996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新颁布的《律师法》在律师的千呼万唤声中终于出台了。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公安部也相继做出有关的规则、解释和规定。当时，律师界兴奋不已，认为这两部法律的实施，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及时雨”，     

律师在庭审中如何进行交叉询问

交叉询问制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判断与事实判断主体相分离的审判结构的产物,但一经产生,就因其自身所蕴含的诉讼理念及功用被誉为“迄今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取证问题之探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强化了刑事辩护权．但主要只是从一般原则的层面上加以强调．而在具体辩护制度和规则方面．则缺少相应规定。尤其是对律师刑事辩护的主要手段——律师取证权。规定少、限制多．制约了律师对辩护材料的取证。同时．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也给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干扰、阻碍律师取证提供了机会。由于律师难以取得必要的辩护证据。而使“控辩式”诉讼流于形式。因此，解决律师取证难的问题已刻不容缓。     

律师刑事辩护的出路

我国的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存在许多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在律师刑事辩护改革的问题上,墨守陈规、固步自封只会窒息律师辩护的价值,最终破坏整个辩护制度乃至刑事诉讼制度;而全盘西化,照搬照抄,又难免南桔北枳的困惑。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应分三个阶段进行:一、磨合改革律师辩护,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实现1996年《刑诉法》和《律师法》规定的权利。1996年《刑诉法》和《律师法》公布以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努力地执行,其中有关辩护律师权利的实现,在实践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律师辩护的改革,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磨合期。在这…     

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原因分析

1997年在中国律师刑事辩护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代，这一年酝酿多年的新《刑法》、《刑事诉讼法》分别颁布并实施。应当说，这两部法律是中国“专家立法”的标志性成果，在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较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刑事法律文化，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拓宽了律师刑事辩护的空间。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因素，亦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除庭审开始采取控辩式、增强了法庭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外，     

我国刑事庭审中人证调查的几个问题——以“交叉询问”问题为中心

我国刑事庭审的人证调查技术须置于我国刑事审判的特定的"法空间"中进行观察与研究,由于相关制度因素缺失与支持条件不足,目前的庭审人证调查的有效展开受到诸多限制并因此而形成自身特点。调查方式为控辩询问而非交叉询问,并形成调查被告人与证人的特殊制度安排与操作方法。证据调查规则尤其是禁止诱导性发问的规则难以按照交叉询问制度要求设置,但也应当做出适当的规则限制以维系正当性并追求真实性。随着配套改革应强化人证调查主线并一以贯之,同时加强法官关照义务。审判指挥权应当适当集中于审判长。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面临的挑战及法律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程序规则的实施 ,推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也使其面临新的挑战。文章以此为切入点 ,并结合近几年来的实践情况 ,初步探讨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刑事辩护制度的具体法律途径。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一些困扰刑事辩护的突出问题基本获得解决。值此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方面为立法上取得进步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完善后刑事辩护制度的切实贯彻实施还任重道远。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

刑事辩护制度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司法界共同关注的焦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新《刑事诉讼法》体现了先进的司法理念,实现了与2007《律师法》的有效对接,在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同时,解决了律师在实务中所面临的会见难、阅卷难等执业难题。但美中不足的是缺乏相关权利的保障性和程序制裁性条款,且这有可能会影响到律师辩护权实质而有效的行使。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Towards the Real Cross-examination Criminal Procedure in Hungary

Act of XIX/1998 on Criminal Procedure that had become known in theeyes of the public and the legal sciences as The New Code on CriminalProcedure was promulgated by the Hungarian Parliament on its sessionof 10th of March 1998. The reason for the creation of such an Act was theeagerness to finally get rid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ct of the socialistera, e.g. to get rid of its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two main phases: theinvestigation and the procedure in front of the court. Also it was among thepurposes of the new act to adjust our rules of procedure to the regulationsof th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legislator was took into consideration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of Act XXXIII of 1896 on CriminalProcedure, without reviving its surpassed parts. The practices of the Strasbourginstitutes were considered as well.     

刑事辩护障碍的观念之维

我国刑事立法观念、司法观念、律师观念远远落后于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因此造成了辩护制度与法律观念之间的"不兼容"现象,这种"不兼容"现象使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裹足不前。所以,刑事诉讼观念的相对滞后是我国刑事辩护障碍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价值

文章从刑事辩护制度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以及效益价值三个视角去分析辩护制度的价值,尽力从辩护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发掘辩护制度存在的文化根源,从社会的法意识和人的心理需求角度分析辩护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坚持主客观一致的立场,从价值物的有用性和主体的需要两方面去论证辩护制度的价值,将辩护制度作为一个自我发展、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对待,并把它作为人权保障的基本标准之一,以达到破除现实中辩护虚无主义的观念。     

作为公权利的刑事辩护权

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辩护难,主要原因是侦查、公诉、审判机关没把辩护权作为公权利对待。作为公权利的辩护权,要求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履行程序上的保障义务和实体上的给付义务。侦查、公诉、审判机关把辩护权作为公权利看待,切实履行对辩护权的义务,是诉讼实践中解决辩护难的根本措施。     

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属非诉讼主体地位等观点存在明显的理论上的缺陷。辩护律师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是由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控辩平衡等因素所决定的。     

论刑事一体化视角的危险驾驶罪

近十年来,危险驾驶罪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发案数位列第一的罪名。但是,每年将30万左右的人贴上罪犯标签并使之承担过重的犯罪附随后果,甚至沦为社会的对立面,这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危险驾驶者个人来说,都是巨大损失,属于司法和个人的“两败俱伤”。基于刑事一体化的理念,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体系化治理。实务中直接适用“但书”规定得出无罪结论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做法,存在说理不足、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硬伤”。“但书”规定只能在行为缺乏刑事不法,以及虽具备刑事不法但存在免责事由,从而缺乏处罚必要性等事实得以确认之后才能有限适用。为限定本罪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需要准确理解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尤其要对抽象危险进行必要的司法“印证式”判断,以确定立法者所预设的法益危险是否存在,妥当认定违法阻却事由,准确认定本罪的自首,提高缓刑适用率,将认罪认罚之后的从宽处罚落到实处;在立法政策上,有必要根据犯罪发生的实证数据进行调整,适度提高入罪门槛,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限定为“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形,同时配套修改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建立轻微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以有效降低犯罪的附随效果;在犯罪的情境预防方面,强制汽车制造商安装车载酒精监测装置是减少犯罪的关键手段。     

被害人视野中的刑事案件撤销制度

刑事案件撤销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可能使被害人追诉请求落空,导致被害人“二次被害”。从被害人砚角看我国刑事案件撤销制度,它完全就是一个由侦查机关按照行政程序作出刑事决定的过程,既剥夺了被害人的知情杈、参与权,又限制了被害人获得救济权,有悖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因此,应当借鉴域外先进做法,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进行改革,加强撤案过程中被害人人权保障。     

建立刑事辩护准人制度提高刑事辩护质量——“中国刑事辩护30年暨刑事辩护准入材度”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1日-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司法桥梁与中国行为法学会律师执业行为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刑事辩护30年暨刑事辩护准入制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昆泰大酒店成功举办。来自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以及山东、四川、陕西、河北等公、检、法、司、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实务界人士,专家7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的研讨。     

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实现刑事辩护专业化——兼与张青松律师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从比较法考察的视角，辩护权是一项被普遍承认的权利。尽管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不同，但是，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却是公认的法律原则，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从历史考察的视角，在固属自然权利之辩护权中，律师辩护权是一项能将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真正还原为一种现实权利的派生权利，所以，“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