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1919—2019年,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这就是从帝国或帝国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从国家构建的角度,循着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三条线索,分析当今世界三种不同国家的来龙去脉,可以揭开世界的底色,展示出一幅不同的国际关系图景。民族国家遭遇的挑战,特别是构建中国家的种种遭遇,不仅表明多数民族国家徒有其名,而且也表明这个百年之前开始的世界重塑的过程依然没有完成。历史地看,无论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是人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人类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共同体演化的历史。如果把帝国和民族国家放在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不会在非此即彼之间犹豫徘徊,而为人类共同体的实现开辟出新的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其中,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文明史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主义精神,又创造性地赋予其人民性的马克思主义灵魂,凝聚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国家传统和天下主义精神创造性转化的时代结晶,是对西方民族国家视野的超越。     

从＂民族国家＂到＂政治国家＂兼论＂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之异同

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建国内容、主权归属、权力制约诸方面有显著差异。由于对民族国家所持标准不同,学术界、理论界关于民族国家内涵方面有较大分歧。然而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拥有相同的现实逻辑,即具有同一性与国家的一般性;但二者在理论逻辑方面具有差异性,即政治国家是人民共有的事务和财富,也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现代国家。     

从政党国家到民族国家:政党改革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中国逾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已经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真正能够突破瓶径、把中国改革带出十字路口,将中国现代化推向政治领域的纵深地带,必须抓住的关键问题,既不是经济学家力主的产权改革,也不是社会学家尽力渲染的社会管理改革,也不是法学界谈论的司法改革,而是中国的改革有没有希望继续推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政党改革。决定性的问题是经济自身的发展不是一个自足的结构,它需要一个相应的现代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作为支撑条件。基于此,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一个现代政体的建构和对于政治现代化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党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是不是能够避免改革失败,并真正走上现代国家健康发展轨道的决定性条件。     

传统“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对接——对《清帝逊位诏书》宪法意义的反思

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目前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不可否认《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在形式上结束了中国传统天下的秩序模式,从而开启了民族国家时代,但这只是历史的表面。20世纪初的清王朝已无力控制时局,真正的军政大权落到了以北洋军为后盾的袁世凯手里,清帝的逊位与其说是禅让政权,倒不如说是以禅让自保从而换取些实在的优惠(优待)条件罢了。中国历史上不乏以《逊位诏书》的形式实现天命流转的事例,这种流转的真实性就好像是皇帝的新装,无论彼时的君臣,还是当今的我们,都明了其中的荒唐与讽刺。故而《清帝逊位诏书》是否真的完成了政权的转让,赋予了中华民国存在的正统性,我们应慎重言论,同时亦应抑制住动辄将清帝逊位打上西方模式烙印的冲动,而致力于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和民族自信。     

从天下主义到和谐世界:中国外交哲学选择及其实践意义

天下主义立论重点不完全切合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在文化本原上,天下主义始于《易》,成于老庄,行于春秋,汉儒的天下主义只是在制度和形式上一统了天下。近代中国天下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相遇是败在社会文明形态落后上,而不是中华文化特质上。现代中华思想已由多种元素构成。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正快速走向现代化、多元化、复合化。诸如现代性和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给现代国际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一定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中国在基本完成塑造现代政治民族的任务后,反过头来重新认识和肯定自己固有的文化,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复归,将缩小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政治上的差异,促进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加强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     

“中国”概念的历史演进

重新梳理中国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借助这种历史性的梳理重新回顾历史上的中国究竟是怎么样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演变的,为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一个历史基础。     

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

中国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进行战争和准备进行战争的历史,国家形态从传统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与战争交织在一起。战争对近代中国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影响仍然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明确关注。本文试图从战争与国家权力结构的聚散、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国家汲取能力消长、民族主义兴起、国家领土边疆的边界化几个方面,勾勒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近代中国国家,缺乏提取资源、配置和转化为战斗力的能力,难以赢得频繁的近代工业化战争。一系列的战争使传统帝国的财政、军事、人事权力下移,国家最终分裂。只有重建中央集权,集中一切资源,是赢得战争,是重建国家的基本逻辑;频繁激烈且日益工业化的近代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为建构新形民族国家提供了集体文化认同基础;战争胜负使传统帝国边陲向民族国家边界转化。总之,战争摧毁了中国传统国家,也是塑造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力量,不过,其具体逻辑与结果西欧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有很大区别。     

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

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面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向政治哲学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倡导话语政治与商谈民主。借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解读,解析公民身份与宪法爱国主义,有助于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法治道路彰显中国改革之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始终重视法治建设,迈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一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发展的新常态。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根据中央四个全面思想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进程,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法治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法治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理论创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准确把握执政规律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和新发展。     

浅谈习近平的历史观

习近平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点和国情与党情的现实基点出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为新时期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习近平的历史观主要包括历史功能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历史研究原则、领导干部读历史、运用历史诗文、典故等。习近平的历史观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动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公民法律素质提升必经的递进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支撑。但是从现实看,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与法治社会的要求差距甚大,法治社会建设的公民基础仍有待于继续夯筑。公民法律素质提升必经的递进路径可概括为:法律意识培育中仍需破解三种观念,法律遵守实践中需要推进三项工作,法律信仰坚守中应该体现三个维度。     

城镇化对居民能源消费影响的投入产出分析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同时,城镇乡居民能源消费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研究我国城镇化对居民能源消费的影响,以1980-2012年期间城镇和农村居民直接能源消费的变化态势,采用能源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城镇和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的变化,并进一步构建指数分解分析模型和投入产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镇化对居民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因素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推动了我国居民直接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城镇居民间接能源消费比农村居民间接能源消费增长得更快。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及启示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是其教育理论发展和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其中体现出的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自然主义的价值取向、平等的价值取向与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对我国今天的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社会学视野中的方志敏精神与实践的内在张力

用社会学的生命历程理论和双重文化理论分析方志敏精神与实践的内在张力。通过比较广义上方志敏精神和他的革命实践,认为二者之间张力具体表现为:共同富裕的革命理想与消灭富人的革命实践;大义灭亲的传统思想与爱民亲民的革命实践;创造精神与发行股票;清贫精神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与尊重西方人的日常实践。对处于双重文化中的方志敏争议事件的分析,不但有利于正确评价方志敏,也对正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我们自身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我国监狱人民警察科研素养调查报告

目的:通过调查,了解我国监狱人民警察目前的科研素养水平,探析其中的原因,寻求提升监狱人民警察科研素养的对策。结果:我国监狱人民警察在科研意识和科研精神两个维度的均值高于科研素养整体均值,科研知识和科研能力两个维度的均值低于科研素养整体均值;所在监狱领导对科研重视程度、科研培训与指导、科研基本条件的保障和监狱人民警察自身因素是影响监狱人民警察科研素养的四大因子。对策建议:监狱领导要增强科研意识,加强科研培训与指导,完善三大科研保障;监狱人民警察要增强科研主动性,努力提高自己的科研素养。     

当代中国大学章程生成的三重困境

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规范基础,被喻为“大学宪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加强章程建设.在这背景下,章程制定与完善成为各级各类大学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但中国大学传统制度模式使得当代中国大学章程生成面临三重根本性困境.由于我国大学设立与大学章程产生时间上的错位,使其面临合法性困境;由于大学章程强制力的软弱,至使其权威性不足;由于大学章程规范内容过于原则和概括,导致其适用性低下.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需要破解大学章程的合法性、权威性和适用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