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视角下的权力腐败路径——基于广东36个受贿个案的实证研究

差序格局下的腐败现象并非逐层推进,而是有着明显的界限与范围。人情、社会交换与制度等视角的腐败问题研究都是就腐败交往的特定对象与反腐制度而言的,而针对腐败交往的对象,我们可将其概括为三个层次,即熟人、半熟人、陌生人。在腐败现象中,权力主体根据距离圈子中心的远近有着不同的发生逻辑,自中心向外扩散,从人情逻辑发展为市场逻辑,前者遵循办事—收钱逻辑,后者多为收钱—办事逻辑。随着传统社会形态的变化,两种逻辑的互构性特征越趋明显,而不同的腐败路径也需要相应的治理策略。     

相对剥夺感与“精英犯罪”

＂精英犯罪＂是指被社会视为＂精英＂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和部分办事人员利用职业便利所从事的犯罪行为。＂精英＂本身掌握一定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因而容易产生与周围人群比较的心理。当某些利益他们以为本该得到而没有得到,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从事谋取财富、权力和声望利益的犯罪行为。防控＂精英犯罪＂,应该倡导公平理念和落实公平制度,消解其相对剥夺感。     

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基于CGSS 2010数据分析

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居民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基于CGSS 2010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公民的政治信任和相对剥夺感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研究发现,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公民是否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显著影响其参与群体性事件。因此,提升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改善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减少群体性事件尤为重要,要推进社会的有效治理,政府应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     

权力与腐败——从罗宾斯的权力理论谈防治腐败

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 ,其实质是以公共权力谋私利。斯蒂芬· P·罗宾斯认为 ,权力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依赖的函数 ,若你手中握有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 ,就可以增加别人对你的依赖。那么 ,对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进行合理分解 ,以防止过分依赖性下腐败行为的发生     

乡镇企业职工对改制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的调查

乡镇企业改制影响到职工的满意度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职工产生相对剥夺感。乡镇企业改制要关注职工满意度 ,促进人力资本的提高 ,这是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

当代中国正在探索构建权力制约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制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腐败。可以说,有了公共权力就有了对公共权力的遏制。法律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主要方式。     

权力腐败的成因及权力制约机制探析

权力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成因主要有三方面:权力专断为权力腐败洞开方便之门,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为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网开一面,权力行使者的意志薄弱是滋生腐败现象的内因。为了使权力健康地运行,避免权力腐败,必须从三方面努力建立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机制:选好权力行使者,依靠道德和法制规范权力行为,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正确运用权力是遏制腐败的关键

任何部门和个人出现的腐败问题,无论其表现如何,最终都是归结为权力的滥用。因此,要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最重要的是解决好权力的正确运用问题。掌权者“自戒”,是促进权力正确运用的可靠保证;严格监督,是建立权力良好运行机制的有力保障;把好用人关,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根本保证。     

论公平与效率的互补关系——以相对剥夺感与企业生产率作为置换变量的分析

我们分别以相对剥夺感和企业生产率作为公平和效率的置换变量,探讨国有企业内部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不是指兼顾论中的互为条件,缺一不可,而是指一种反向的恶化关系。第一,相对剥夺感通过两种方式恶化企业生产率:一方面,在常态下,相对剥夺感影响劳动者积极性,间接降低企业效率;另一方面,在极端情形下,相对剥夺感导致集群行为,破坏企业正常的运行,直接降低企业生产率。第二,低下的企业生产率通过降低国企职工的价值能力,造成下降的剥夺。     

权力腐败的预防与制约

剖析了权力腐败存在的根源,提出了监督与制约权力腐败的相应对策。     

腐败犯罪的性别差异性实证研究

学术界一直以来有女性清廉论和女性腐败论等争议。基于9238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性别因素不会影响腐败金额,但对贪污犯罪女性犯罪嫌疑人会显著增加其犯罪次数,对受贿犯罪女性犯罪嫌疑人会显著减少其受贿次数;同时还发现对女性犯罪嫌疑人更容易使用非逮捕措施。对此,应当从中立视角来看待性别对腐败犯罪的客观影响,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不应当对女性干部有所疏漏,对男女腐败犯罪行为应平等使用强制措施,加强女性职务犯罪特征研究,以提升腐败惩治和预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川省贪污罪量刑实证研究

通过对四川省801名贪污罪被告人的量刑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贪污罪在司法实践中量刑偏轻,整体呈低水平均衡状态。结合刑法基本理论和统计学基本方法,综合考察了贪污罪量刑在受犯罪金额大小、是否共同犯罪、是否特定款物、犯罪持续时间等方面的影响,探索出贪污罪有期徒刑刑期、财产刑数额、缓刑适用的基础模型和修正后的基准模型,以期为审判人员提供实际参考,更精准地打击和预防贪污犯罪。     

从犯罪心理学视角分析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

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日益增多,严重威胁到了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反腐败已成为当前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原因、制度原因、封建社会残留思想的影响等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由"人性恶"所引发的腐败心理是产生腐败的内在根源。     

广东城市公用事业发展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城市公用事业各项规模指标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多数行业都经历了前十年的飞速发展和后十年的低速发展。但与其他省市相比,各项城市公用事业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城市供水、园林环卫和市政设施发展较好,城市燃气和公共交通则相对落后。从区域结构来看,广东的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也不均衡。     

风险社会视野下正当防卫适用的实证研究

“互殴与正当防卫的界限模糊”和“唯结果论”的防卫限度标准一直是困扰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要问题。对河南省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刑法教义学理论研究成果出台的正当防卫指导案例,并未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该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其忽视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该指导案例所秉持的古典刑法理念,背离了我国当今社会转型中对刑法安全需求,以及坚持对法益概念的实质化理解,忽视了刑法的预防功能与法益的抽象化与精神化。基于风险刑法的理论与定位,应确立以预防为核心的指导理念和以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为目标的解释方法,破解正当防卫的适用难题。     

证明责任视角下的“亲亲相隐”刍议

作为中华法系的一项重要原则,亲亲相隐在维系我国传统家庭与社会秩序上的特有法律价值不言而喻。在学界看来,我国大陆地区对其所谓的扬弃却并非明智之举,几十年的取舍之争充分论证了亲亲相隐是当代法治依然重要的本土资源,[1]特别凸显了亲亲相隐在近亲属作证问题上的诉讼价值。本文中,笔者在分析亲亲相隐的证据学内涵的基础上,着重从证明责任的角度论证了其作为现代证据学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腐败问题的民俗化探析

目前中国的腐败民俗化倾向明显加重,找出相应的防止对策,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取得实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驻监检察监督抗诉案件的实证研究——以驻北新泾监狱检察室2005-2009年抗诉案件为视角

加大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力度,严格对生效裁判及裁判确定的附加刑的检察,是驻监检察部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异地犯罪的前科认定依赖罪犯口供、刑事诉讼后道程序对前置程序过分依赖以及监督成效的实现某种程度上还依赖于审判机关的配合等原因,导致检察监督渠道不畅通,监督不全面、不到位,监督权威被弱化等问题。因此,对这些抗诉案件进行例行的分析并寻求科学的对策,能有效提高检察监督的力度和水平。     

我国经验法则案件的实证研究

经验法则是提升法官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理由,也是限制自由裁量的依据,因而在规范裁判文书说理的司法改革计划中占有重要位置。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官适用经验法则受到审级、地区、时间、案件类型、司法功能与法则引入方等因素的影响,经验法则案件的判决结果也与审级、地区、时间、案件类型以及法则引入方等因素密切相关。现有理论研究的论断与我国实证数据的分析结果并不总是一致。实际上,我国法官回避经验法则说理的问题大于滥用的问题,当事人主动引用经验法则作为理由时更容易得到败诉结果。此外,经验法则案件一审胜诉率显著高于其他审级的分析结果,意味着法律审救济命题需要重新审视,而法官适用经验法则的地区差异等现象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道义上的宪法权威——一种法哲学的视角解读

宪法的权威来源于人们对宪法的信仰而不是基于强制条件下对宪法的服从。人们对宪法的信仰是建立在宪法具备诸如正义、秩序等基本理念的完备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的,缺少了这些价值诉求和道德标准,宪法就会受到人们对其进行的良心和道德上的抵抗,这种抵抗对于宪法的完善和发展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