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合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存在必然的内在关系,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进行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意义重大。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走什么道路,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道路决定命运,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我们的法治道路有四层含义。是法治道路,不是人治道路;是中国的道路,不是别国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传承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坚持这个法治道路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维护人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丰富法治道路的五大中国特色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种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照搬西方的,也不是模仿的,而是党带领人民自主开辟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民族特色、实践特色、组织特色、制度特色和理论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能越走越宽阔。     

法治中国与改革共识的法治进路

“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基础,能在根本上保证“中国梦”的凝聚力。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通过公信力的视角考察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公信力的主旨是通过系统化的渠道最终实现法律主体博弈的均衡,在理念上涵盖着思维与方式两个层次。法治公信力的建构通过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权威的塑造、二是信号传递机制的完善、三是信任机制的改进。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改革共识达成的法治进路,应通过公信力的视角予以反思。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重大任务,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论断、新部署、新举措,深刻回答了在当今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涵解读

刚刚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吹响了全面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号角,而对于依法治国应当如何全面推进的问题,全会所给出的明确解答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内涵十分丰富,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也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者的共同推进;既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也要保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之间的协调统一。唯有如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出有力和坚实的法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三大特色研究

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路径,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社会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的"特色"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2]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苏东的剧变使人们更关注中国的改革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将使社会主义更具有生命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作出的重要判断,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必须坚持中国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坚持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汲取借鉴有益法治成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阔.     

以法治中国建设凝聚改革共识

全面推进和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要注重以法治中国建设来建立和凝聚改革共识。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要求是推进科学立法、实行严格执法、实现公正司法、做到全民守法。以法治中国建设凝聚改革共识,需要以法治凝聚改革的价值、目标和路径共识,以法治建构改革中的利益共识,以法治建构改革主体行为取向的共识。     

论亚里士多德良法之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正当的立法主体,求善的法律价值,稳定的法律形态,法律维护的广泛.良法之治思想形成的基础:城邦民主制度的发展;个人与共同体价值取向的趋同,希腊神话的正义理念,自然哲学的理性基础.良法之治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重点要确保“良法”生成,同时应注重培养全社会的守法情感.     

嬗变:对法治公安背景下警察权力行使的宏观审视

直面推进法治公安建设进程的诸多纷扰,警方应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高扬起改革创新的旗帜,保持必要的定力和韧性,紧紧抓住权力行使这个关键环节,将公安权力装进法治的笼子,并通过规范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回归执法的职业化、谦抑化、文明化,使法治成为公安工作的新常态,从而实现向法治公安的嬗变。     

法治与共治:实现我国大学外部治理新机制

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改革是深化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的时代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依法治校的核心内容.我国大学外部治理历经行政化管制、法制化管理和法治化治理等阶段的变革与变迁,日益突显出现代大学外部治理“法治与共治”的基本价值取向,二者的纵横结合是大学外部治理有效执行的根本保障,二者的和谐共生才能满足现代大学制度对大学外部治理的要求.以形成规约大学外部治理权力、优化大学外部治理媒介、强化大学外部治理监督的新路径,实现大学外部治理新常态.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国家观念的古今之变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历史文化的国家,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自己想象和建构世界的秩序图像,即集宇宙天道秩序、人文政教为一体的天下体系。当中国仍然深陷于中国朝代更迭的超稳定结构中,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加速生长,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并进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公元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加速和深化了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古典中国的世界秩序图像无可避免地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相碰撞。这种碰撞既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之间的碰撞,也是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由此,带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危机。为应对现代性挑战,中国走上了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道路。迄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仍未完成。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系:价值取向与推进思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向国内外鲜明宣示的政治理念,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思路。全面理解与把握三者有机统一关系,需要从历史维度,回溯其确立形成过程;从价值维度,剖析一系列相关权威表述中蕴含的价值取向;从政策维度,研究当前全面实施推进的思路。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论--社会需求、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

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进程是“社会需求、制度变迁、理性博弈、政府体制”多重变量复合互动结果。社会潜在新秩序在塑造自身秩序雏型同时,亦向国家权力提出确认和扩展新秩序的压力;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重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的公共选择过程。制度与法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公民法律素质提升必经的递进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支撑。但是从现实看,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与法治社会的要求差距甚大,法治社会建设的公民基础仍有待于继续夯筑。公民法律素质提升必经的递进路径可概括为:法律意识培育中仍需破解三种观念,法律遵守实践中需要推进三项工作,法律信仰坚守中应该体现三个维度。     

论海洋经济法治化区域性联动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海洋经济管理活动中存在很多问题,如海洋行政区域划界不清、管理权属不明、海洋法律体系不够健全、许多地方法规和管理规章存在相互冲突、各地执法管理机关执法尺度不一等,成为制约海洋经济法治化的瓶颈.有必要通过区域性立法与执法联动,协调法律冲突、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