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争论与争论的现代化

在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曾发生过三次争论。第一次争论是解决经济体制转型问题,第二次争论是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而这次争论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对这次争论的方法,应鼓励多学科参与讨论,才能有助于对问题全面认识,为合理调整利益格局提供共同思想基础。     

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历史变迁的争论与悖论

学术界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历史变迁基本脉络的观点存在颇多分歧。学者们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判断大致可区分为发展论、起伏论与衰退论,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基本判断可区分为发展论与衰退论。若将这些有关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基本观点加以比照,可以发现在中国农业经济变迁的基本判断背后潜藏着一些引人思考的悖论。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争论及其实质

二战后,随着两次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运行机制、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国外学术界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出了"人民资本主义论"、"新工业国理论"、"后工业社会论"、"全球资本主义论"、"涡轮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失败的资本主义制度论"等代表性观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由于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而引起的重大变化加以理论分析,却有意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和私有制的弊端;西方左翼学者则更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的认识

面对新的情况 ,新的问题 ,就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 ,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和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注意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自身的时代特点 ,并立足于当前的时代特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在坚持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予以丰富和发展     

斯大林与布哈林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及其当代启示

新经济政策是否是适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都是国际学术界热议的问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布哈林围绕新经济政策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计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已然成为历史,但它对当时及其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从多个视角关注这场争论,但歧见颇多,值得我们梳理和反思。这场争论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选择和完善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

近两年,"普世价值"逐渐成为我国思想界热烈议论的话题。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说道:"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有些人认为,温家宝提到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属于"普世价值"。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西方资产阶级"认可的东西。"东方无产阶级"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年年谈“五四”，话题常新。只此一点就说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追问易宪容——一场关于房价的争论

今年3月28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四楼多功能厅，一场关于今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会热闹地进行着。     

关于转形问题争论中三种基本态度的评述

本文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争论分为三种基本的态度,即庞巴维克的态度、鲍特凯维奇的态度和“蒙昧主义者”的态度。庞巴维克的态度是一种马克思理论的终结者的批判态度,这在当代亦有广泛的代表,其中不乏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鲍特凯维奇的态度,是转形问题争论中建设性批判的典范,这种态度以完善马克思转形问题的解为出发点,做出了不少推进;“蒙昧主义者”的态度和庞巴维克态度针锋相对,这种态度不承认马克思在转形理论上会有任何错误和不足,而将其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一样奉为经典和教条,但这种态度已呈没落趋势。本文还认为马克思转形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矛盾。     

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史及其启示

科学与人文孰优孰劣的争论由学界开始并绵延至大众间,具体到各民族的争论,内涵则各有不同。在西方争论史部分,我们在C·P·斯诺论述的意义上使用科学和人文;在中国争论史部分,我们是在"西学"与"儒学"的意义上指称科学与人文。我国未走与西人一样的自然科学之路,在我们的科学与人文的争论中,既有与西人休戚与共的因素,也有"要不要儒学"和"怎样弘扬儒学"的个性因素。科学和人文的争论、还将延续下去,虽然可能永远没有结果,但这样的争论提升了人类的思维水平。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萌芽及道德本质问题的争论回溯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萌芽于上个世纪初至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一术语最初在俄罗斯是以对道德进行本体论否定的方式出现的。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进行的有关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大讨论更是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前苏联伦理学发展的方向。以德波林派的胜利而告终的讨论在指导思想上指明了前苏联伦理学的发展方向。而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普遍的道德原则的观点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确立全人类道德原则的深刻原因。     

由门禁引发的一则争论

清光绪六年（1880年）中秋节前夕,皇宫内发生了一起著名案件,即“庚辰午门案”。其实此案本由一件极小的事情引发,但后来的发展引起朝野关注,各派力量纷纷发表意见,最后胡搅蛮缠的一方被迫屈服,“正义”的一方取得部分胜利,因此成为近代历史上一个时时被提起的官场案例。是年农历八月十二日,慈禧太后命身边的小太监李三顺带着一包礼物,出宫送给自己的妹妹醇王福晋。李三顺行至午门,门卫以未得到敬事房通知为由不予放行。李三顺与门卫发生口角,     

试析邓小平“不搞争论”的含义、目的和方法论意义

“不搞争论”是邓小平分析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其根本目的是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宽松、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它既是一种认识方法 ,是实践第一的观点和方法的具体体现 ,又是一种民主的领导方法 ,还是一种外交策略方法。     

世纪大争论：爱因斯坦、玻尔之争与量子力学的发展

爱因斯坦和玻尔在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上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测不准原理和量子力学的完备性。这场争论促进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争论与吴晗治学之转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末历史因受到国共两党共同关注而兼具政治与学术双重属性,有关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吴晗积极参加。20世纪30年代初,在胡适的指导下,吴晗立志做"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他从考证古书深入到史实本身,由考察明末社会背景,认识到明廷腐败乃明亡的主要原因。由此,他以史为鉴,希望国民党政府励精图治。20世纪40年代,抗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将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吴晗极为不满。他参加革命,盛赞农民战争,借历史批判国民党政府。争论中,吴晗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自我认知与史学思想发生了改变。通过吴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探索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可加深对吴晗由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家转变的认识。     

西方有关安乐死问题的争论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有关安乐死问题的争论始终未歇，虽然个别国家已对安乐死立法，但大多数国家至今仍悬而未决。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安乐死不仅涉及人们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还直接关系到医疗中病人的生命，何去何从，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导致舆论的激烈冲突。     

从“衡阳贿选案”论现阶段“代表构成”和代表的“代表性”问题

<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种科学的代议制度,其科学性主要在于它科学合理的人员构成以及议事规则。2013年12月27日至28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对在于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间召开的衡阳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此次贿选事件,共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2名衡阳市人大代表,以及68名大会工作人员,涉     

梅兰芳一句戏词的“争论”

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份《京报》附设第一种周刊之《戏剧周刊》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因为梅兰芳所演《长坂坡》戏中的一句只有两个字的戏词所发生的一场“争论”。梅兰芳是人们喜爱的戏剧大师。自1904年阴历七月初七11岁那年,在北京广和楼第一次登台演昆腔《长生殿·鹊桥密誓》的织女;到1913年11月20岁时,     

积极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 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我们党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加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性、先进性和优越性的认识。     

关于高校德育实践的思考

本文着重阐述高校德育的实践要求和实践价值,理性审视德育实践的现状,分析新形势下德育实践的时代定位提出对高校德育实践着力点和模式构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