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母责任效力的几个问题——对我国现行立法及理论学说的批判与检讨

父母责任的效力是责任实施要素中的重要环节,包括父亲与母亲、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父母与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分配与负担关系.其中,父亲与母亲应作为整体但却不负连带责任,责任的负担以拥有监护权并事实上能行使监护权为限,允许父母一方以已尽监护义务而免除自己的责任;对具有责任能力的未成年子女致人损害,有过失的父母应与之承担连带责任,并可进行内部求偿;在父母与第三人共同过失的情况下,应严格按自己责任原则,未成年子女无需承担父母的共同过失.父母也无需承担未成年子女的过失.     

论父母责任的构造--对父母责任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父母责任的构造 ,指父母责任的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以主观性价值———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父母自由权 ,与客观性价值———损害填补与预防损害 ,两者的统一 ,以及合理的归责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构成价值要素 ,将责任严格建立在父母违反事实存在的监督义务基础之上 ,在未成年子女致人损害行为客观存在并造成他人损害时 ,父母作为整体就自己的过失负责。我国现行立法、《草案》、及学者《建议稿》等理论学说强调对损害的填补 ,着眼于父母子女关系而采严格责任原则 ,其合理性值得反思 ,逻辑上也存在矛盾 ,父母责任制度势必要求整体重构。     

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研究

侵害债权制度是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妨害债权实现的行为,给债权人造成财产损失而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侵权责任制度,在英美等国家已早有该制度。在我国债权法律体系中确立这一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合同保护制度。侵害债权制度由四要件构成。其法律责任有第三人单独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及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     

德国探望权纠纷解决制度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

德国探望权纠纷解决过程以实现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为原则,对此,立法上规定了不同的制度。为确保子女恰当地表达意见,法律上设置了程序辅助人制度,以使子女的意见获得正确表达。为了防止行使探望权时发生不利于子女福祉发展的情况,立法上建立了探望交流中的第三人制度。如果父母一方拒绝另一方探望子女,法院可以作出剥夺监护权的决定。我国探望权纠纷解决机制缺乏子女利益保护的理念和实务惯例,对此,有必要借鉴德国经验完善我国相关制度。     

再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

在第三人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形下，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义务的规定违背侵权法的基本精神，与先进国家的做法相悖，且不符合设立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的初衷。故因第三人侵害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应按各自过失大小或原因力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不排除在某些情形下，安全人保障义务人与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浅探父母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

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我国监护制度中的核心内容，而共同监护在离婚亲子关系中体现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共同监护中，父母双方的责任如何分担是共同监护的关键所在。     

论授权不明时代理人的责任

代理制度涉及内外两种关系的三方当事人,其中,被代理人与代理人形成内部关系,第三人则处于该关系之外,为保障交易安全,需要对第三人特别保护。但是,制度设计也不可盲目厚此薄彼,而应合理平衡代理关系中权利义务。依此,我国民法中授权不明时代理人责任负担的设计则难说妥当。由于连带责任本质上属于他人责任和加重责任,各国立法多持谨慎态度,因此即便要求代理人负连带责任,也应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基于这样的考虑,现阶段,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限制该款的适用条件,即在代理人如有恶意应负连带责任;但这仍仅是牵强的权宜之计,而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则应适应国际趋势,不再将连带责任引入代理制度之中。     

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的调研

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为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方抚养子女的,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这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根据调研情况看,造成目前抚养费纠纷不断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事人的职业和收入状况,深层次的原因既有道德责任的缺失和法律方面的缺陷,又有思维观念和认识上的误区,还有很大一部分纠纷是由于夫妻离婚后矛盾积聚并恶化产生的。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按时足额地支付,是保障未成年子女生存条件的重要问题,法院应对审理好抚养费纠纷案件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宗旨,明确和细化工作内容。     

债务加入的法律效果探析

实践中债务加入作为保障债权的实现方式日益得到人们的青睐,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对债务加入未作任何规定。实践中对于债务加入的责任承担形式、第三人抗辩、第三人追偿等方面存在争议。文章认为第三人应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并且第三人抗辩仍应当以原债务人享有的抗辩权限为主,但是要区分具体情形,并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当得利或以债权人地位来行使对债务人的追偿权。     

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额之确定

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金额应当为投资者所受实际损失,并扣除那些非虚假陈述因素所造成的损失.对于各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分担,应当采用连带责任,以充分保护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但从我国情况来看,注册会计师的过失责任采用连带责任似有过苛,笔者认为应采用比例责任.     

论责任保险与侵权法的关系——兼论两者的发展趋势

责任保险与侵权法是现代损害赔偿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种制度,两者的发展具有互动性关系,在功能上则具有协作性关系.现代损害赔偿体系具有救济、惩戒和预防三大基本功能,其中救济功能的对象是受害人,惩戒功能的对象是加害人,而预防功能的对象是社会.在救济功能方面,责任保险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有其不能覆盖的区域.在惩戒功能方面,侵权法的惩戒体现在过错责任下的加害人故意和重大过失,过错责任下的加害人一般过失以及严格责任、公平责任并不体现惩戒功能.在预防功能方面,两者具有同等功效,均能引导当事人预防事故发生.     

论监护人侵权责任的承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产生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承担，被监护人有财产的例外。因我国立法中没有责任能力的规定，没有区分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司法实践和理论上对监护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亦有争议。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要保护被监护人，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受害人利益的平衡。家庭责任保险的引入和推广，能够有助于这一争议的解决。     

合同法之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时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文主要从缔约过失责任的立法意义及依据入手,以案例方式阐述了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及构成要件,分析了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及赔偿责任,指出了缔约过失责任追究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未成年人侵权、监护责任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侵权责任法》关于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规定遭到了不少理论上的质疑,以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为理论基础审视现行法律的规定确实有逻辑上的困惑,据此作出合乎逻辑的调整却未必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未成年人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转换成监护责任的承担问题,重新审视现行法律会发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具有合理性。据以重构未成年人侵权制度的理论基础———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本身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论未成年人财产制度的完善

独立人格的未成年人拥有与家庭财产相区分的个人财产 ,而我国目前却没有体系化的未成年人财产制度。所以 ,应当通过法律明确未成年人财产的范围 ,明确父母于未成年人财产上的管理和处分的权限 ,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论破产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准确界定破产管理人的受托人法律地位是确定破产管理人注意义务的理论前提。在我国，破产管理人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履行其职责。破产管理人由于过错而违反注意义务的，应当与破产企业一起对他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破产管理人基于合理的商业目的而进行风险性商业决策时无重大过失或故意的免于承担责任。     

论环境责任保险对侵权法之影响

侵权法的局限性催生了环境责任保险,而传统侵权理论对环境责任保险正当性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它阻碍了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事实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把环境民事责任与合同契约责任有机联系起来,弥补了侵权行为法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局限性,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仅不违反道德规范,不会导致个人责任没落,反而突破了传统侵权理论的桎梏,强化了侵权法的补偿功能,促进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有助于近代侵权法向现代侵权法过渡,对侵权行为法具有积极影响.     

论未成年人侵权责任能力类型化构造——基于民法典的内外在体系

“未成年人致人损害责任体系”向来为民法学中的疑难问题，《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亦存在较大的争议。未年成人致人损害责任体系的核心在于未成年人责任能力制度，而未成年人责任能力之构建又取决于法律体系所欲实现的内在价值体系。自《民法通则》以降我国法律完全否认了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从而由其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此种立法模式固然实现了充分保障受害人利益和未成年人利益的价值追求，但是却并未能够兼顾其他现代侵权责任法所追求的价值。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经济学等新的研究成果共同指向只有将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按照其年龄予以类型化，也即区分为绝对无责任能力与相对无责任能力，才能够在损害预防、受害人保护、未成年人养成、鼓励父母养育子女等诸多现代民法典之内在价值体系中实现最佳平衡。     

On the Typo-Construction of Tort Capacity of Minors

The system of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by minor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the civil law, and there are also major disputes during the drafting of the tort liability law and civil code. The core of the liability system of the damage caused by minors lies in the system of the tort capacity of minors, which depends on the internal value system that the legal system aims to realiz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1986), the Chinese tort law has completely denied the responsibility capacity of minors, so that their guardians should bear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this legislation mode has realized the value of fully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victims and minors, i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value pursued by other modern tort laws. The new research results in jurisprudence, psych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pedagogy and economics point out that the capacity of minors should be further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age, that is to say, into absolute incapacity and relative incapacity. Only in this way many values pursued by the modern civil law systems can be balanced,such as preventing damage,compensating victims,cultivating minors,and encouraging parents to bear and raise children.     

审前程序中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目前，在审前程序中未成年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与实有的诉讼权利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实有权利的缺失现象，一方面源于作为权利依据的统一立法的缺失，另一方面源于规范内容在司法中的困难。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进行专属立法，建构专门的司法程序，应成为今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的重点，而保释权、合适成年人在场权、法律帮助权及沉默权是未成年人审前程序权利保障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