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民、快捷的新加坡“小额申诉裁判庭”

在日常的生活中，存在大量小额消费纠纷久调不决的现象，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即使有些消费者敢于把侵害消费者的商家告上法庭，但起诉成本高，手续繁琐，诉讼时间长，可以说是历尽艰辛。虽然胜诉，而其付出的代价却是高昂的。如何使现行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能够有效的运行，设立专门的法院和法庭，处理小额消费者争议纠纷，新加波的做法值得借鉴。     

论民事司法与调解关系的定位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及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民事司法与调解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核心的地位。近年来,由于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存在着诉外调解司法化和公权化、司法替代调解、大量调解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等有违制度基本原理的异化现象。我们应当在明晰司法与调解各自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遵循解纷方式与纠纷类型相适应的原则,实现司法与调解关系的科学化。     

评最高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庭试点改革

作为一项建国以来我国少年司法领域最重大的一次统一少年司法改革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庭试点改革所创造的机遇与风险并存。从改革的总体方向而言,其少年法庭的"非刑事化"、独立化的目标符合各国少年司法改革的经验与少年司法制度的特性要求,也有着稳定少年法庭机构与队伍,推动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制进步的意义。但从改革的思路与具体设计来看,过于"跳跃式"地扩充受案范围,可能会造成少年法庭失去特性、脱离少年司法传统,以及限制地方少年司法探索等风险。     

给非诉讼调解协议上一道法律“险”——司法审查确认制度之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调解法)和《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规定的司法确认程序,使本无强制执行力的非诉调解协议具有法律强制执行     

“庭所共建”联合调解机制构建的思考——从一起农村赡养纠纷的解决切入

近年来,传统农村社会自生的"礼义"、"重道"、"尊老"、"互助"等朴素而富有道德色彩的"民间规范"已经在商品社会下功利主义主导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标准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其约束力。另一方面,国家制定法在企图对渐趋式微的"民间规范"实现功能替代、继而重塑乡村社会生活时,却发现这些看似失效的"民间规范"仍然组织着社会生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对企图"入侵"的成文法规范表现出了种种不合作。本文试通过一起农村传统赡养纠纷的处理,呈现两种规范贯穿于整个纠纷处理过程的相互影响和角力,进而思考和探寻适合现行农村的新型纠纷解决模式。     

基层司法如何实现“案结事了”的调研报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大同法庭司法实践的启示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于促进促进社会和谐负有重大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在当前矛盾纠纷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公正高效司法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强烈的形势下,如何实现案结事了是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审判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     

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调解制度,则是当代中国司法调解的主要渊源。革命根据地的调解,不止是一项司法制度或者新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实质上更是一种治理模式,辅助革命政策的推行。通过荣誉、身份等象征资本重塑调解人,不断将革命伦理、法制融入新型调解规则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司法调解,较好地实现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有效消解了革命法制与社会旧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革命时期的调解尽管存在制度缺漏、行政导向等缺陷,但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娴熟运用,对社会组织、地方权威人物的组织吸纳,以及注重消弭社会冲突、维护邻里和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变革在法治中的生动体现,也成为当下司法与社会治理可资取鉴的历史资源。     

美国司法ADR之考察

美国是现代ADR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的司法ADR对于分流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减轻诉讼机制的压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司法ADR的性质,美国司法ADR的利用状况和立法发展,以及美国联邦法院引人ADR的合理性和司法ADR的程序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美国的司法ADR

美国是现代ADR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的司法ADR对于传统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从界定司法ADR的性质入手,考察了美国司法ADR的利用状况和立法发展。     

风俗习惯在民商事司法调解中的作用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司法实践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在民商事调解过程中适当运用风俗习惯,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然而习惯的地域性与司法的规范性、习惯的流变性与司法制度的稳定性、习惯"善恶"并存性与法官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俗习惯在民商事调解中的作用发挥。厘清风俗习惯在民商事司法调解中作用的路径、明确风俗习惯司法调解适用的原则、规范使用风俗习惯进行调解的尺度、提升法官运用风俗习惯进行民商事调解的能力,是促使风俗习惯在民商事司法调解中作用效果最大化的主要对策。     

美国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ADR)介评

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是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ADR)的译名 ,也有人译作“替代诉讼的争议解决方式”。它是目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非常盛行的解决争议的方式。实际上是解决争议的一组程序群。由于各种ADR程序具有灵活、快捷、费用低廉等特点 ,所以颇受争议当事人青睐。但在我国 ,除传统的调解与仲裁外 ,其他ADR形式却鲜为人们熟悉和运用。本文从ADR制度相当发达的美国入手 ,对ADR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实践中ADR的运用等问题作了介绍和探讨 ,并就如何在我国推动ADR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司法理性与司法国情:审判权功能之实证探究——以民事司法政策变迁为视角

关于审判权或司法的功能定位,向来众说纷纭,存在着"纠纷解决说"、"规则之治说"、"程序保障说"以及兼收并蓄的"多元论"等多种主张.[1]尽管如此,当前的研究,绝大多数或是偏重从规范的角度展开论述,或是仅停留于对司法实践和个案的经验描述,而缺乏宏观、整体的实证探究.     

浅析司法

对何为司法以及司法为何可有不同回答,但以下四个方面却不应遗漏:实现正义是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消极性与积极性的张力之间保持客观中立是司法的角色定位;充分的说理和论证的义务是司法在技术层面的要求;司法权力运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则涉及司法的权威。这四个方面应为现代司法题中应有之义,缺乏其中任一要素,都是有缺憾的,都可能成为司法改革的动因。     

“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当前,调解——作为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一种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又一次来到前台,大放异彩,成为当下司法改革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议题。本期策划文章,既有给调解以正当化的理论论证,也有从理论视角出发对其回归提出质疑,更有法院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试运转以观其成效。促进争鸣,让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最终静看一个相对完备调解制度的"瓜熟蒂落",这正是我们策划的目的所在。     

现代司法的功能

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会有纠纷,产生了纠纷我们就要寻求其解决途径。＂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类似的法谚已逐渐为人们耳熟能详。在寻求其他解决方式如协商、调解、仲裁等无果的情况下,可诉诸司法的力量,由法院来主持公道。但是否所有的纠纷法院都有权受理并最终实现社会公正呢？法院除了解决社会纷争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功能？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讨论司法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纠纷解决观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

解决纠纷是司法制度的原初和首要功能。纠纷解决观是一种以承认纠纷的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为前提,将解决纠纷视为重要任务以防范纠纷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观念。纠纷解决观尚未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确立,其在刑事司法中的引入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纠纷解决观的引入与刑事诉讼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目的并不矛盾。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应在纠纷解决观的指导下进行相应的完善。     

司法克制的正当性分析

我国的司法经历了从万能到软弱的转变,凸显了司法权运作边界的模糊问题.司法遭遇了多方面的不能,司法权应当保持自己的边界,在当下的中国,司法应当奉行的是司法克制的司法哲学.     

司法克制的正当性分析

我国的司法经历了从万能到软弱的转变,凸显了司法权运作边界的模糊问题。司法遭遇了多方面的不能,司法权应当保持自己的边界,在当下的中国,司法应当奉行的是司法克制的司法哲学。     

如何用司法规制当事人“闹庭”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诉讼爆炸的时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各种矛盾纠纷。与法院案多人少情况呈正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当事人闹庭现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当事人甚至律师为了达到不当诉讼目的会采取过激、非理性的手段,不能正确处理诉讼权利     

司法积极主义论

基于法社会学的角度，法院的权力取决于其所作出的裁判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认同。从理论上讲，法院的裁判宜从总体上权衡多个阶层之间的利害得失，实现多边认同，真正建立起司法积极主义的立场。同时，这一立场还可以获得历时性的经验证成，也具有恰当地推动纠纷解决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