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证明责任”到“具体举证责任”——德、日民事证据法研究的实践转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日本民事证据法研究的发展沿革及最新趋势显示,客观(抽象)证明责任的主导地位正在被能更好解释诉讼证明实践的具体举证责任概念所取代。这一趋势启示我国民事证据法的研究重心也应转移到以表见证明、摸索证明、事实推定、阐明义务、证明妨碍等制度为主要论题的具体举证责任领域,以这一理论指导司法实践以实现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的信息最大化与诉讼公正。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发展

在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关于人的本质有三个界定:"人的本质即劳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这三个论述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内在存在紧密联系的。从这三个界定可以追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发展路径,也只有从这三个界定及其内在的联系考察,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     

浅析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

以人为本的提出,是发展理念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巨大飞跃,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从人的异化、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发展观等多重维度,科学全面地学习、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是学习和践行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要求。     

香港回归十周年：从抽象宪法传统演变为具体宪法传统

香港在回归之前沿袭的是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宪法文化。回归之后，宪法成为香港法律领域发展最快的部分，同时也是最具有争议的话题。《基本法》是一部成文法律，它使香港的不成文宪法传统转向成文宪法传统；但同时，很多条款亦保留有普通法的特征。《基本法》反映了中国法与普通法的特征，同时亦反映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共同特性。     

不能犯的认定标准研究——以具体危险说与抽象危险说的比较为侧重

在不能犯危险的认定标准上,主要存在抽象危险说、具体危险说等学说.抽象危险说从行为者的意思的危险中寻找未遂犯的可罚性根据.抽象危险说过于注重行为者的主观意思之危险性,没有跳出主观主义的窠臼,难以令人信服.具体危险说以一般人及行为者所能认识到的情况为基础,从一般人立场判断具有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时肯定未遂犯的成立,没有可能性时则肯定成立不能犯,兼顾了主客观两个方面,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     

论抽象行政行为主体与具体行政行为主体的分离

抽象行政行为主体与具体行政行为主体的关系在理论界是一个研究空白,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则更加没有引起重视,这是造成我国行政法治不尽人意的一大障碍。因此,从立法上确定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主体与具体行政行为主体的分离是非常必要的。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下列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行政行为主体相对确定原则;抽象行政行为职能与具体行政行为职能划分原则;抽象行政行为主体有限原则;具体行政行为主体对抽象行政行为主体过错优先负责原则。     

从异化劳动的根源浅析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存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首要思想是关注于人的本质的问题，提出人的本质存在是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但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私有制条件下就出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马克思正是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分析人的本质问题的。     

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诠释与风险防控

风险刑法所关注的风险(危险)已经不局限于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典型的现代性风险,抽象危险犯原本不是风险刑法的产物。抽象危险犯除了有法益保护前置化和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支撑外,避免证明上的困难也是重要的、独立的理由。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危险可以是强制性推定的,但大多数是可以反驳的。抽象危险犯不同于行为犯、具体危险犯和行政犯,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对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应当限制。对推定抽象危险的犯罪,司法认定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判断。对抽象危险推定的反驳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转移。     

法与人：从对立到和谐

法: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则体系。法不是凭空产生的,法是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则体系。这里的“人”是指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没有人,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无存在之必要,也无存在之可能;由此,法应该与人协调一致,人应该是法的主体、内容何目的,法应该     

“满足人的需要”的法律价值概念质疑

我国许多法理学者认为 ,法的价值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仅曲解了马克思原著 ,使法的价值失去了客观依据 ,变成了良莠不齐的纯主观性的东西 ,而且可能在实践中造成危害。法的价值是衡量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处于良性状态的尺度。     

浅析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关"人的本质"的论述,曾被当作一个定义来解读,这是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观点的误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实践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中国法治：从静态到动态，从抽象到具体

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抽象、静态，更多地走向了动态、具体。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中，有效限制公权力滥用是建设法治中国之要务，而加强私权利保障将是构建法治中国之要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正在渐进地向纵深行进。     

非立法性的抽象行政行为诉讼模式的初探

我国当前存在大量的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他们中有些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并对相对人造成了损害,但却没有相应的司法规制,这种缺失无疑是我们法制建设的一大缺憾。在现实的需求以及入世的承诺之下,进行非立法性的抽象行政行为诉讼模式的设想和构建,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有重大的意义。     

“一切人共有的物”概念的沉浮——“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古罗马法学家马尔西安首次提出了“一切人共有的物”的概念,体现了古典时期罗马法的世界主义思想。“一切人共有的物”包括4种客体:空气、流水、大海及海滨。从经济或自由的角度看,它们的性质彼此存在差别。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一切人共有的物”概念一度崩溃,I.2,1,1与现代拉美各国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对比表明,“一切人共有的物”的多数客体已转化为现代的国家公产客体,国际主义被缩减为民族主义;涉及的问题也由市民法转入了行政法。在当代,“一切人共有的物”除了公海外,还增加了一些新品种,如全人类世界遗产等。这标志着“一切人共有的物”概念的复兴,并必将成为“英特纳雄耐尔”实现的第一块基石。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研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读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部恩格斯称之为“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对费尔巴哈以宗教来确定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提出科学的实践观.这使得马克思本人彻底摆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延生奠定了实践基础.     

律师本质：与“马克思”的虚拟对话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2005年11月。天津。第五届中国律师论坛。律师本质的讨论成为本次大会的焦点。晚上。海河宾馆,咖啡室。我打开电脑,上网。刚巧,新浪网推出“跨时空世纪名人网站”。我随即点击马克思MSN地址,几秒后,马老那副带有深邃眼神和浓密胡须的面容出现在了屏幕上。“马老,您好!您的学说令我敬佩,但是,您是否能够解答我们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手指在键盘上跳动了几下,     

行政不作为的概念界定

行政不作为分为具体行政不作为和抽象行政不作为。具体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定、约定或合理期限内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且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抽象行政不作为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基本概念,它是指依法享有行政立法权或者行政规范制定权的行政主体,在法定期间内不依法制定、修改或废除某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者迟延履行该项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从抽象的所有权变动到处分行为

目前正值物权法制定之际,这也许是对物权法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则进行反思和研究的最好时机。很多概念和原则往往已在教学之中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如果对之缺乏清晰的历史认识和反思,就无法明了其产生的条件、意义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功能,难免受盲人摸象之讥。本期热点笔谈之目的,即是期望在这方面作一尝试,希望能为学界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也希望对物权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本期笔谈由华东政法学院金可可博士筹划并组稿,在此特致谢意。     

方法·本质·现实性——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新析

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必须从整体的角度、动态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这是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论基础。遵循这一新的视角，重新界定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即“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在改革开放时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青年学生在当代的发展日益全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初探——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文本

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依据,求解人的本质之谜,不仅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现实社会性,同时也指明了人的本质的历史生成性,对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人的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