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制度变迁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转换

文章认为,我国区域发展制度变迁在模式上属于供给强制型,各级政府是其制度的供给者,其中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制度变迁中充当两种角色一是以“第一行动集团”的身份,在自身的职能范围内主动进行制度变迁;二是以“第二行动集团”的身份,对微观主体的制度变迁活动进行鼓励和扶持,促使制度创新的实现。     

对地方政府自主创新的几点思考

地方政府的创新是政府创新的重心.地方政府创新行为一方面表现为中央政府授权的创新行为.在这种创新行为中,中央政府是创新的发起人和新方案的制定者,是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地方政府主要是回应中央政府的要求,对地方政府进行改革调整.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另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方政府开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多层面地开展自主创新行为.在地方政府自主的创新行为中,地方政府是创新的发起人和新方案的制定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入世,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各地政府都采取了新举措,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变迁路径研究

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动因包括资源稀缺、利益诱导、经济激励以及人们偏好和其他因素的变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遵循制度变迁的一般路径,变迁过程由政府第一行动集团为主导,以农户第二行动集团为主体,通过确权到户、配套改革和规范流转等重要环节,共同实现改革与变迁目标。深化林权改革的主要路径是构建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完善林权改革的配套政策、优化林业产业结构。     

传统农业制度变迁方式的缺陷与调整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基本上完成了当初制度设计任务,当前对农业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时机已经成熟诱导性的制度需求已经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提供了变迁方向;地方政府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为之提供了经验积累;农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好的制度环境;农业制度变迁的经济基础比较扎实;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使农业整体制度改革跌入了制度供给陷阱,农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与日俱增.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与方式

近20年来,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活动非常活跃,地方政府和农村群众在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其制度创新的方式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基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现实及政府管理目标,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持续及成功,一方面要依赖政府的推动,另一方面要切实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农村民主管理、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困境及其超越: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政府创新扩散有其内在逻辑,并不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文章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刻画了强制性扩散和自发性扩散两种基本扩散模式,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地方政府创新扩散面临的困境:创新自身的局限性、创新仿效者的排斥和外部激励因素的缺乏。本研究认为,超越创新扩散的困境,需要全方位地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传播主体、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保障和促进政府创新扩散的体系。     

公共服务购买中地方政府行为的优化策略研究--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逐渐形成浪潮。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运而生,但是这种创新模式的选择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遵循制度变迁既定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治实践的现实情境下,由政策制定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为了达致服务供给创新的目标,政府需要付诸相应的行动策略。坎贝尔的制度变迁理论较为全面地阐释和分析了制度演化模式、路径等内容,是用来解释服务购买中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重要工具。坎贝尔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地方政府的服务购买行为而言,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体现在制度背景的明确、制度变迁类型的确定、行动者能动性的发挥和观念性逻辑的强调上。     

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性思考

综合配套改革是我国进入了发展与改革新阶段后,在区域层面进行的新的改革试验。综合配套改革与以往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但又表现出全面、区域的公平性、制度创新等时代特征。与制度创新经典理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型制度变迁相比,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更为复杂。要求地方政府充当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双重角色,极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决策权,但也承担了更大风险。为了合理发挥中央与地方不同改革主体的积极性,承担相应责任,必须明确各自在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地方政府角色的变迁 ——以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为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地方政府角色经历了深刻变迁。地方政府角色与行政审批制度相关联,并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而变迁。本文在回顾行政审批制度70年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梳理地方政府角色的变迁过程,分析总结其变迁特征与趋势,剖析地方政府角色变迁背后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新时代地方政府改革和角色创新提供经验和借鉴。     

从单点式、区域化到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何以可能?——基于整体性扩散结构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已从少数地方的单点式创新逐步扩展为基于经济发展差异的区域创新,但整体性扩散结构没有生成。整体性扩散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深化,且使已有的创新面临维持困境。在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差异和不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发现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经济差异、地方自主性和央地关系。为此,建构基于地方发展需求、央地关系与创新类型的三维空间选择模型,考察在创新扩散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各自不同的行为选择。突破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扩散困境形成整体性创新,需要重塑政府创新的整体战略,超越传统的央地分权模式,破除制约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模式转换

我国的反腐斗争有三种模式,即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模式转换是一种制度变迁,并有其动力源。目前的制度反腐中要注意:整合反腐资源,协调制度供给的不平衡;重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作用;发挥“双向互动型制度变迁”的作用。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现状分析与趋势预测——基于文献统计与实践案例的分析

本文利用社会学统计分析方法和规范研究的方法，从地方政府创新理论的文献统计与实践案例的动态分析两方面人手，全面探析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发展现状。通过对理论研究现状的述评和对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动态分析，探究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变迁与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理论与案例的动态分析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发展作出趋势预测。     

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发生过几次比较大的制度变迁.比较二者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方式及成本与收益等方面的异同,我们可得到几点宝贵的启示一是应继续加快企业制度变迁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产权改革手段;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尽快使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方式由政府供给强制性向需求诱改性转变;四是界定政府经济职能、塑造企业制度创新主体.     

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启示

约翰·坎贝尔指出不同制度分析范式在制度变迁的模式描述、机制解释和观念基础剖析等方面存在共同问题,并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综合性的理论建构中,坎贝尔将制度变迁的宏观模式与微观机制,制度企业家的能动创新与制度环境的结构性约束,以及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等理论要素结合起来,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受制约的制度创新过程.本文结合国内关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研究现状,论述了坎贝尔制度变迁理论对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的三个重要启示:从结构功能分析走向过程机制分析;将制度影响分析与主体能动分析相结合;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关注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     

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地方政府在两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合适选择,对于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和构建两型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将由单中心的政府管制工具走向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公共行动工具",同时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一定要与经济、制度和技术因素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相适应,从而实现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组合化、动态化和本土化。     

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以注意力理论为分析框架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革新是中国网络问政发展的技术环境要件。互联网技术革新的"非渐进性",使得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在短期内表现出技术跃迁和制度变革耦合创新的间断性,不符合典型的"S型"创新扩散特征,也使得制度主义渐进分析模式对此的解释陷入困境。注意力变迁概念的引入,可以将网络问政创新在中国的扩散过程解释为:公共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本质和发展模式的注意力由稀缺、聚焦、转换、偏移到跃升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的"注意力螺旋式转换"分析框架,并可以拓展至公共政策变迁和其他治理创新扩散领域。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地方政府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弱化,并且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已陷入路径依赖困境,这将成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的瓶颈.因此,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中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突破路径依赖,寻求制度创新的现实可能性.     

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基于塘约经验的分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个体或群体基于内生动力回应制度不均衡时提供的获利机会,自发倡导和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塘约村的公共危机事件激发了村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诱发了村庄的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摒弃精英俘获,采取选择性激励、重复性博弈、参与式治理、政治性吸纳和组织性嵌入的方式,构建新的村庄治理结构。然而,这样的制度创新也可能存在"搭便车""激励不足"等潜在风险,从而导致村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因此,为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而在时机成熟时促使部分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指导、扶持与激励,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的格局。     

农村社会保障体制转型与地方政府创新--广西五保村建设的理论启示

文章就我国农村社会福利体制面临的挑战、体制转型的特点、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作用,以及广西五保村供养模式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启示进行分析,试图说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转型有赖于地方政府创新能力的发挥,而制度创新只有符合本土的实际情况才会有其生命力。     

政策供给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 转轨”市场,经济、金融结构的不断演进,使作为融资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股票市场也不断处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转轨国家中,政策供给是政府制度供给的重要手段。由于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现实经济中都有其作用的边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提供和执行进行股票市场监管成为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在发展股票市场中则要履行培育市场发展和监管市场的双重职能。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总体上说是属于渐进的,它既有利于政府能灵活根据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对制度安排进行适应性调整,保持与原有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较快地发挥了制度的效应,也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市场中的深度介入,另一方面政府有限理性的认知特征决定了政策使用的持续性政策本身成为影响股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改善政策形成机制来提高证券市场政策有效性。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政府行动逻辑及其影响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