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追认

根据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行为存在管辖权瑕疵的,应撤销或确认违法、无效,这种一概否定的处理方法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或相对人合法权益。某些存在管辖权瑕疵的行政行为,可由有管辖权的行政主体通过事后追认方式予以治愈。行政追认以管辖权可以事后移转、变更为前提。事务、地域及层级管辖权的不同功能决定了行政追认的适用范围因管辖权瑕疵类型而有区别。行政追认受到内部机制、适用结果及责任归属的制约,不会出现滥用现象。     

授权依据瑕疵行政行为的立法追认

行政行为无授权依据、授权依据违法或授权内容不明确导致违法时,如果该行为仍能体现法律追求的公共利益,并且该种法益相较于行为违法侵害的法益更值得优先保护,则该行为不宜撤销或否定,可由有权主体以规范性文件方式溯及既往地赋予行为主体相应权限,以消除行政行为的权限瑕疵,使其变为合法行为。为了特定法益的溯及既往并不为法律一概禁止,域外行政程序法及行政实践均认可行政权限的事后追认。我国应在未来的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立法追认。同时,还应对《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及《立法法》等相关规定进行修改。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治愈

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多元的,并非一概撤销或确认无效。在一定条件下,违法行政行为可被治愈。治愈方式包括追认、补正及转换。《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关于违法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规定不适应现实需要。作为权宜之计,应通过法律解释增加治愈制度;作为根本措施,应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规定治愈制度,同时删除《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正确理解和应用违法行政行为治愈理论,有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理论的精细化和行政法制度的完善。     

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自纠

与传统的异体、外在的监督和救济制度相比．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自纠是一种自体监督、自我纠错．具有“低投入高产出”的正效应。违法行政行为自纠的对象应当涵盖全部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即不仅仅针对违法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而且对于不正确的行政行为、不合目的的行政行为也同样适用;行政自纠的主体不排斥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和复议机关．但重点应当是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身;自纠的方式包括撤销、治愈、转换、确认违法;在构建违法行政行为行政自纠制度过程中,应当关注违法行政行为的行为类型、瑕疵性质、时空要素和启动方式等。     

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困境和应对策略

补正和追认是治愈行政形式违法性的两种重要方式.其中,补正主要用于治愈行政程序的违法,而追认用于治愈行政主体的超出其职权范围的行为.这两种制度能够促进行政效能的实现,然而,也会带来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组织秩序被牺牲的风险.因此,一方面要在立法中限制其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在法律适用中进行严格解释,以确保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组织法功能的实现.     

论行政行为的告知

行政告知是行政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和行政相对人的法定权利,体现了程序正义。在保证国家权力有效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它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国家权力的重要环节。行政告知应本着易使相对人知悉、留存证据的方式进行,告知的内容应包括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职权、行政行为内容、依据、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责任等。在没有告知及告知对象、内容错误或瑕疵的情况下,根据不同情形,承担责任的主体及方式应当不同。     

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研究

无效行政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无效行政行为的基本含义为 :不具有公定力 ;不具有约束力 ;申请、宣告或确认其无效不受时效限制。在国外立法上 ,狭义的无效行政行为分为两种 :一是绝对无效行政行为 ,即由立法明确加以列举 ,司法实践中只需对号入座 ;二是相对无效行政行为 ,即由立法确定一个一般标准 ,符合该标准的即为无效行政行为。我国虽没有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但在相关立法中已经开始涉及。从现代行政法监督行政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看 ,必须尽快建立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论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法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进行分析,指出了规定存在的问题和实施困境,并提出了完善与重构监督制度的建议,以期对解决相关实务问题有所助益。     

论行政行为的告知

行政行为的告知是行政程序法中一个重要制度。本文通过对行政行为告知的释义、合法要件、基本内容以及行政行为告知瑕疵的认定和法律救济等问题的论述,旨在为我国将来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确立科学的行政行为告知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行政附款行为属性三论

行政附款行为的属性规定能够为辨识行政附款现象提供丈量的基准,同时也是解决行政附款的可容许性问题的前提,更为合理规制行政附款行为所必需。通过分析行政自由裁量与羁束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与负担行政行为、主行政行为与从行政行为等几种行政行为分类与行政附款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明确行政附款行为应当指涉哪些行政活动或行为,并进而为各类情形下行政附款行为的判定提供较为清晰的理论框架。     

行政赔偿诉讼标的再认识——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再论证

在附带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 ,事实上存在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 ,一是具体行政行为 ,① 一是民事法律关系 ,二者性质不同。因此 ,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 ,应当分别立案 ,以保障审判公正。同时 ,应考虑赔偿之诉的特殊性 ,对其撤诉区别对待 ,原告在撤诉后再次起诉的 ,法院应予受理。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探究

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是指行政相对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在行政救济时效届满之后向法定机关再次提起处理的请求,行政主体重申原行政决定的行为。通过对程序重开制度和行政信访制度的分析,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司法解释》中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的救济应当视具体情形来决定,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申诉作出的行政重复处理行为应当具有可诉性。     

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

要解决我国行政行为分类学说的混乱,从功能上说,只需保留少量必要的分类,而应将大量分类纳入相关原理介绍和讨论;从行政行为的内涵上说,勿需概念重构,只需正本清源,即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并实行分级分类;从行政法制度建构上说,行政救济范围的确定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分类,不必过多批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这种划分主要服务于依法行政自律机制的建立,并且从行政程序法的草拟和行政行为的统计上来看,也有必要将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权作用,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分级分类。     

需补充行政行为：基于监督的制度分析

需补充和补充行政行为制度分为审批制和备案制。审批制不是放权的成果而是集权的延续和实现层级领导的方式。审批制监督功能的实现取决于相关制度的建立及其司法保障,但是审批机关难以接受监督。为此,必须按权责相一致的原则取消审批制度,即使保留审批制也应通过引入行政公开制度使审批机关接受监督、分担责任。备案制监督虽然不能在备案时制止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但可以启动新的监督程序来纠正违法行政。     

我国行政上诉制度之检讨与完善——由一起具体案件引发的思考

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上诉条件的规定失之于宽,从而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诉讼,并引发诉讼费用征收标准及负担原则上的悖论。为避免上诉权的滥用,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制度功能,应从制度上对当事人的上诉予以适当的限制,并完善我国行政裁判的纠正制度。     

论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之衔接

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就行政主体对行政利害关系人之责任而言,行政诉讼是一种重要的行政问责机制。在行政诉讼承载着监督行政主体及其人员依法行政之功能的前提下,行政诉讼又是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发现行政公务人员违反政纪或法律并依法移送行政问责案件从而启动行政问责程序的重要渠道。《行政诉讼法》第56条就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的衔接问题有所涉及,但存在诸多欠缺,有待通过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加以落实和完善。     

论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之重构

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效率原则和合法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法制部门成立相对独立的机构负责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同时要设计既简便又实用的行政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从而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新司法解释与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是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纵观已有的研究 ,大多局限在行政公益诉讼内涵、与传统行政诉讼的区别、国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一般介绍 ,以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理论阐述上。相比较而言 ,立足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 ,探讨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可能性会更有意义。     

论行政法关系的价值

行政法关系在行政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具有将行政法由静态而动态、由宏观而微观、由规制而调整、由单向而对等的价值。然而,我国学界到目前为止还缺乏其价值的系统研究,这必然会制约行政法关系其他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我们对行政法关系的价值作了较为全面地探讨。认为其存在基础的客观性、实现过程的实在性、运作方式的意志性、发生空间的内在性是我们分析上述行政法关系价值的逻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