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看祖国统一的历史必然

从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看祖国统一的历史必然辉县市文物管理局张有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追求统一与和谐，称之为“大一统”思想。“大”是重视、尊重的意思；“一统”，原意是指周朝时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来泛指统一。“大一统”，指封建王朝统治全...     

“一国两制”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观念

“一国两制”维系了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和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民族要有民族精神,才得以生存、繁衍、发展、昌盛。一部中国历史,一条耀眼的主线——追求统一,反对分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粹。以“大一统”观为核心的国家理念自古至今都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分”与“合”,逆历史潮流的“分”是野心家和民族败类利令智昏的结果;“合”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是智者统治和人民奋斗的结果。综观中国历史进程,统一是主流,为国人所称颂;分裂是逆     

一念之差

常言道:“养心莫如静心,静心莫如读书。”平日里读读书,总有一种温故而知新的感觉。中国古代历史是一部兴衰史,翻开秦代历史必然说到李斯。李斯因辅助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被封为丞相,功绩盖世。他从楚国的一个“上蔡布衣”跻身秦国丞相高位,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和政治智慧。秦国并吞六国后,李斯又辅助始皇巩固政权,实施各项政治措施,如“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即统一度量衡、律法、文字)这些主张使秦国日益强大,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李斯的功绩是巨大的,正如司马迁所说;“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可惜具有如…     

从秦楚文字的对比研究反观“书同文”政策之实施

秦统一中国前,列国文字很不统一,每一个汉字几乎都存在多种写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方便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规定实行统一的文字,这就是历史上的＂书同文＂政策。＂书同文＂作为思想文化统一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在实现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过程中,对于实现秦始皇大一统的理想具有重要作用。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列国间异形字的存在,＂书同文＂政策之实施具有时代必要性;更为欣慰的是,列国文字的共同性又为＂书同文＂政策之实施提供了社会基础。本文将拟秦楚文字的对比研究,反观＂书同文＂政策实施的这种时代必要性与历史必然性。     

论民族凝聚和国家统一的传统观念与历史经验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着强烈的民族凝聚和国家统一思想。“大一统”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哲学基础和道义基础 ;“天下一体”是民族融合的思想基础和维护中国统一的一面旗帜 ;胡汉两制为民族区域自治与一国两制提供了历史经验和依据。     

走近世纪文化老人袁晓园

汉字是世界历史上最久,生命最长的文字。被誉为“现代仓颉”的百岁老人袁晓园,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献身汉字文化继承、发展与创新的中帼英才。     

试析伊犁汉语方言成为中亚东干文字语言的成因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中亚东干人的口语大致分两类:“陕西话”和“甘肃话”,书面语为“甘肃话”。所谓“甘肃话”,也被认为是“伊犁回族话”,实际上,就是清代伊犁的汉语方言。文章通过人口迁移、文化交流、文化遗产角度对比等历史分析,进一步论述了“伊犁话”形成的历史原因;疏理了“伊犁人”与“甘肃人”的历史关系;阐述了中亚东干文字书面语言能成为“伊犁话”,而不是人口略多的东干“老陕”的“陕西话”的原因。在东干文字、文学、出版的历史上,最早的几位学者、诗人都是伊犁回族人的后代,而早期的中亚东干学者和文学家中,“陕西人”很少。所以,操此方言者将此“确定为东干书面语的基础方言”。目前,东干书面语也面临时代的挑战。     

苗族的牛文化

在十二生肖纪年中,苗族同胞特别器重牛,认为“牛年”是最为吉祥的年头。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牛文化。由于历史上苗族没有通行的文字,其历史多以传说故事来“记载”。渔猎时代的传说,虔诚崇拜“盘瓠”;农耕时代的传说,虔诚崇拜水牛。民间相传,水牛与老虎是兄弟,水牛是哥哥,老虎是弟弟,这是经过一番殊死斗争得出的结论。     

“■”与“卐”的区别

“卐”形符号有两种写法、两种含义。用在佛像上的标志,是左旋“卐”;右旋的“卐”,是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党徽上的标记。 “卐”本不是文字,而是佛祖如来胸前的符号。意思是吉祥幸福;“卐”又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在古印度、波斯、希腊等国的历史上均有出现;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建构述论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五帝”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人文初祖,也是汉朝疆域内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即“华夷共祖”于黄帝。在上述前提下,“华夷”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共同体。以此为逻辑起点,司马迁在《史记》里除了《五帝本纪》之外,还为6个边疆民族列传记述,对汉代的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这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非凡。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中正统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从未中断。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有一个强大的内生动力存在,这个内生动力,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一统思想。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政治家都把追求国家的大一统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且不断实践。大一统思想中包含着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主要是指能够一脉相承,并且能够统一全国的某个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在多民族中国处于多个政权同时并立的历史时期,正统观念的实践是十分丰富的。正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凝聚力之一,客观上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     

宋朝是个专制王朝吗简

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 目前的主流史学界与历史教科书，似乎仍将宋朝描述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期”，如周宝珠、陈振编著的《简明宋史》认为，宋朝的制度“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历史学者程念祺提出，“从宋朝开始，的确可以说，历史已为专制和大一统铺平了道路”；     

土司制度在云南的最后消亡

一、明清之际“改土归流”的基本原则 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权形式,自元代正式确立以来,“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方国瑜:《云南地方史导论》)。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和消极作用日趋突出,加之周邻发达地区的影响,“改土设流”也就必然成     

试论司马迁的审美观

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迄今无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两周是封邦建国的“封建”政治,那么秦汉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古代中国社会由封邦建国的“封建”政治走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显然是个进步,但为这一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毕竟是太昂贵了,至少思想界的情况是如此。请看:我们在两周的历史上不难读到像“齐宣王见颜(斤蜀),曰:‘(斤蜀)前’,(斤蜀)亦曰:‘王前’”这样“臣不臣的故事(《战国策·齐策》);不难看到像“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并说“段干木贤者也,吾安敢不轼”这样“君不君”的故事(《吕氏春秋·期贤》);不难读到像“魏王(见庄子)     

“大一统”,这也是一种民族魂

“大一统”原本指历法的统一。《公羊传》释《春秋经》中“元年春王正月”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一统”,没有什么很深奥的意义,平实,通俗。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借注“元年春王正月”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说:“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正本也”,即第一年称为元年,是重视开始之意,表明要端正根本;“春王正”则为“屈民而伸君,屈君     

摩批——哈尼族文化传承者

智慧超群的长者哈尼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史文化遗产积淀丰厚。但因为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哈尼文化的传承依赖于口耳相继、言传身教,在这个过程中,“摩批”(宗教祭司)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功不可没。“摩批”是哈尼语音译,意为“智慧超群的长者”(     

汉代公羊学关于大一统的制度设计

在汉代公羊学学者那里，“大一统”不仅仅是一套微言大义的理论，而且有一套具体制度设计与“大义”相匹配。这套制度设计重视文教道德，坚持道统高于政统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匡正和约束王权的积极作用。     

隋唐时期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学术研究中，必须要有历史维度。隋唐时期是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巨大发展，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同样在孕育中得到了发展。因为隋唐两朝开明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与民族政策，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隋朝君臣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提出了“混一戎夏”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唐太宗等皇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形成了“天下一家”“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思想，这些民族共同体思想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     

选贤任能看穆公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振长策而御宇内”、创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皇帝─—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然而，秦始皇的巨大业绩的取得，也离不开历代“秦王”创建的基业作为基础，其中，“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秦穆公就是突出的一位。秦族的先人原是一支长于狩猎、驯兽的游牧部落，与戎、狄等一些少数民族别着杂居于“西垂”——会官肃西费留。西罔宋庆，真菌领非子才被盲率工“S工为附庸”。平王乐还国都阿，秦霎公因‘护驾”育功，才被动力“后侯”，“赐之艰以西Z地”，“塞少于是治国，再后侯…     

编辑手记

今日中国,正在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今日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期推出两篇特稿。“公元300—600年,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这是统战部潘岳副部长三万字长文的开端。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五胡入华三百年的结果是“中华选择中华”,再造大一统;日耳曼各部落入主西罗马三百年的结果是“罗马抛弃罗马”,走向封建制。中西历史分岔的关键是文明逻辑的不同:中国是“合”,西方是“分”。文章不仅是历史反思,更提出了未来之问:“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